盗火与革命

著名学者余世存二十余年历史人物写作全面呈现。“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非常道》之后重磅作品。

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而本书可以说是细节丰富而立体的近代政治史。

变革年代的人性启示录。我们至今生活在近代贤人开创的变革年代当中，重新梳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重新打捞和认识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带领读者以全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

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盗火与革命》的主角专注于治世，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也是近代中国大变革的直接承受者。黄兴、宋教仁固然是革命者，但是谭嗣同、张静江、宋耀如、阎锡山等人又何尝不是。进而言之，要理解辛亥前后的复杂场景，需要梳理不同阵营、不同阶级、不同命运的关键人物，重新审视他们的功过得失；而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聚合到一起，就是一部细节丰富而立体的近代政治史。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当代十分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极有思想冲击力、极具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自序应是鸿蒙借君手 /001

左右时局

曾国藩：圣王们的游戏 /013

张静江：开创革命世纪 /024

宋耀如：缔造宋氏王朝 /031

黄兴：独立苍茫的国父 /041

宋教仁：渔父不是宋江 /056

黎元洪：自有纯德 /069

唐绍仪：总理县长 /089

阎锡山：阎公雅望 /103

顾维钧：弱国之幸 /115

乱世留名

王五：毁家纾难屠狗辈 /129

林觉民：侠骨柔情革命者 /136

蔡锷：护国将军 /144

汤化龙：实力卧榻 /155

吴佩孚：秀才猛人 /168

张作霖：登堂入室 /184

杜月笙：帮派优则仕 /198

何凤山：一生只做一件事 /209

吴稚晖：疯怪成牛 /216

天意难违

谭嗣同：值不值得 /227

光绪：苦命的英雄皇帝 /241

陶成章：革命成功以后…… /247

蒋百里：形势比人大 /257

王亚樵：革命者的突围 /264

张学良：浊世公子成人难 /275

戴笠：没有人格的人 /288

杨度：有名无实 /295

汪精卫：尤物何其烈 /299

曾国藩：圣王们的游戏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处于一个过渡转型的时代是幸运的。尽管集体的心态表示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但确实，在混乱的自由中，人性的诸多可能性得以实现。平时卑微、平庸的、犬马一样的生活在此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一句话，平时不起眼的奴隶奴才一旦有了施展的平台，都表现出了不起的才能和德性。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回避乱世，而是个人尤其乌合之众的集体都应该学会如何适应乱世；现代社会被称为选举社会，选举其实是乱世的一种方式，资源的打乱重组、制度的保证和检验、风俗的转移、人的充分社会化，都在乱世里得以完成，并进入下一个其实也是短暂的选举前的平静期，这种良性循环的乱世乱局，西人将其定义为创造性断裂或持续不断地跃迁。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可说是恶性循环。在那些乱世中，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作用无非是补天、糊弄（李鸿章语）、维持、拷贝复制，很少进行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很少开拓出另一种天地。在这些乱世中，最可惜或最可笑的就是曾国藩的成就了。

曾国藩（1811—1872）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头上的光环无数。他是我国近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了我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所兵工学堂，他还组织人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也是思想政治工作或意识形态灌输的先行者，他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思想的队伍，他的《爱民歌》启发了毛泽东写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蒋介石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给黄埔学生。曾国藩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了一篇《讨粤匪檄》，他在“讨贼檄文”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在当时赢得了士绅阶层的支持，使得跟太平军的无义之战多少有了合法外衣，也因此注定了太平天国的失败结局。

我们中国自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说，有内圣外王的儒家标杆，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算是其中之一。“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即官至二品；做官有道，政声卓著，治民有言；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以汉人身份平定太平天国，“打下金陵者可封郡王”，虽然满清朝廷失言，但他的事功当是时已经王霸天下，动静间可以兴邦丧邦。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得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曾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人才库，几乎聚集了当时社会的人才精华。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四十多人。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政要高官，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曾国藩克己唯严，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了人们的拥戴；不仅如此，曾是齐家的成功典范，他的孝悌有目共睹，他的《家书》是传统家教的样板，官宦之家，大多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延绵至今的社会精英。

曾国藩在时人当中资质并不高，“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正所谓勤能补拙。从少年时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几乎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甚至受到对手们的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所谓屡败屡战。曾国藩的学问文章以经世致用为主，故“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有人说他是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他革新了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因此，可以说，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他被人称为“完人”，算是我国儒家文化中最后结出的一枚硕果，曾也得到了一切外王们如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的敬服，一切亲近传统的文士们的注目。儒家文化的用世之心历经千年，一直得不到实现，快到终结时，才有了曾国藩这样一个榜样，可见儒家文化对人性人欲的要求是何等空疏，何等大言无效。

也因此，无论我们后来的内圣、现代儒者或新型知识分子，如章太炎、鲁迅、胡适、熊十力、梁漱溟，以及当代的儒者茅于轼、当代的知识分子李慎之、当代的儒家信徒蒋庆，他们都很少关注曾国藩。曾就像是在我国历史上画上了休止符，或如人言，是儒脉斜阳，自他消逝于历史的天空后，人们承接的就是现代的光芒。

这也正是曾国藩做圣做王跟现代扞格之处。从现代角度看，曾的圣王威仪无论如何巍巍，他的面孔是太模糊了。人们可以欣赏左宗棠的张狂，可以感慨李鸿章的商痞，可以厌恶曾国荃的杀伐残暴，但曾国藩的完美太遥远了。哪怕素描曾国藩的人生行状，人们仍不理解他的内心，他是一种文化的综合，是超凡入圣、太上忘情的产物。

不能说他没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学了理学家或道学家记日记，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饰个性、灭掉人欲，成为“无我”。他在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10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喜清谈，争口头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性事，“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坐，不免激动，说了几句笑话，回家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陪着夫人在家闷了，也立马警觉：“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绕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此，何以为人！”于此“日三省吾身”，10年终于有成，据说他在四十岁前后灭掉了人欲。但关于他的人生之谜中有一则是，在他五十一岁，咸丰帝大丧期间，密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至于他仍改不了讲笑话（今天叫讲段子）、爱论人是非的毛病，大概是灭人欲后的圣人仍需要转移升华的缘故。这样的圣人只能以变态来解释了。

但这个资质中等的人用传统修身齐家办法获得了治国平天下的平台，在这平台上他也确实获得了圣王的眼光，非凡的战略感、大局观和见识，正是这种眼光使他平定了太平天国，为满清补天成功。这种眼光还使他看到了社会上层的真相，他更知道上层能生人死人的权贵们有什么样的德性和才能。他从理学起步，但他却知道理学家们不成器，“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识短。”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也知道传统是不行了：“艮相（即倭仁）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他跟两宫太后有几次谈话，印象中非常一般，认为慈安和慈禧的才地都很平常，跟他这样的国之栋梁难得见一面，却无话可说，只是应酬。掌握时局的军机大臣有亲王奕訢、文祥、宝均，但奕太聪明，想法多变，是小聪明。文为人正派，却气量狭隘，不会用人。宝更提不起来。因此，可以说，当时国中，曾一人而已。如李鸿章评价的：“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也因此，当时人都看出了他问鼎的能力，汉族士绅们尤其寄予了某些猜想，帝王学的大家王闿运甚至奔走期间。据说，左宗棠曾题神鼎山一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将此联派专人送胡林翼转曾氏，请共同删改，试探胡曾二人意向。胡拆看后，一字不动，加封转曾，曾将“似”改为“未”，原封退胡，胡拆阅，在笺尾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问鼎之意，这个儒生不愿捅破天空，一味自保。有论者说，曾在打败洪秀全后如一鼓作气再夺天下，其一生恐怕也将困于战事不可能再于洋务上有所成就；但是，曾的事功，包括推介西学洋务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战时，战后他反而处处受制，什么事也没有干成。而当时最了解西方的悲剧人物容闳曾在回忆录里对他寄予了大希望：“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谋中国进化，对曾来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谦抑太过，过犹不及，他成全的只是他自己。

政治方面的作为已经不可假设。更重要的是，他这种谦退自律，使得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学生，而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蓠。也许是他的知识太旧了，即使他看了徐继畬、林则徐们拿来主义的工作，但他依然不愿思考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作为。他不是一个有思辨能力和原创能力的人，他的思考停止在跟列强平等交往以及以诚待人的基点上，再也没有前进半步。他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是否“弘道”，或遵礼。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国藩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比较日本同时代的社会精英，如福泽谕吉们，致力于掉转船头，启蒙同胞，“脱亚入欧”，曾国藩们本是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做启蒙的最佳人选。但曾却宁愿沉默以保守某种清白，在铁屋里享用圣王之威福，也不愿告诉国人真相，甚至不曾如老、孔、庄、韩那样思救周文之弊。而这种启蒙工作最终要人来做，曾不做，他的幕僚和朋友如郭嵩焘、冯桂芬、容闳们做得不如意，直到又一个世纪开始，到孙中山政治革命之后，陈独秀、胡适、鲁迅们才差强人意地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完成了对现代转型的某种注解。这是历史的悲剧，当然也是一种衰败文化的宿命。

曾的面孔因此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据说曾的子弟兵们有拥戴之意，他却写下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来回应大家。

这个圣王因此缺乏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可宝贵的个体人格，缺乏“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他对平民大众的心思欲望视而不见，也缺乏同情之理解。他的残忍在中国的儒生中也是空前的。好些跟太平天国敌对的士绅也对曾国藩训练的军队之残暴留下了印象，如李圭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宁波被占领后，外国人感叹：“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除了许多河道里充斥尸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曾拥有五十万居民。”李鸿章等人攻占苏州，采用了骗降后杀降的手段，其欺瞒和屠杀之举，使英国人戈登“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后来李鸿章对他进行安抚，他仍然持保留意见，拒绝接收朝廷赏给他的一万两银子，他在朝廷的褒奖令背面写了一段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

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幼天王等一部分人突围出城。“两广老贼，纷纷搥城而出”。但是曾国藩上报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就是说，三天屠杀了十余万南京居民。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天京城攻陷后，城内大火燃烧一周左右，大部分民房被毁。如此惨状，以至于满清朝廷认真讨论，是否要把两江总督、江苏布政司的驻地移到扬州。曾的幕僚还说：“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热”。直到湘军攻破南京三十年后，城内仍然萧条，谭嗣同“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

这就是曾国藩不得不为的霹雳手段，他扬言“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就是说，既然溥天之下莫非暴民，那么他施于其上也就是率土之滨莫非暴行。他也因此得到了“曾剃头”的称号，一个圣人完人得到民间如此“赐福”，不知道他的圣德如何附丽，大概只及于以他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小圈子内。这也是声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不肖儒生们的真实面目，他们安身立命完全跟民众无关，跟个体无关；即使有关，也只是吸民脂民膏以成全自家的神圣，故此我们的社会高深莫测谓之神圣，神圣也是以民众血肉筑养而成的。他的弟子兼接班人李鸿章后来访德，与俾斯麦闲谈时，曾夸讲自己打太平军的“功劳”。俾斯麦说：“欧洲人以杀异种为荣，若专杀同种，反属可耻。”

《儒脉斜阳――曾国藩在官场和战场》一书重在讲曾的事功。作者以文人水墨画的笔致勾勒出曾国藩的人生轨迹，既为传主写生，曾的主动性或不得不如此的言行都有了开阔的空间。正是借助于这些边界可以看到，曾的成就确实大哉伟哉，可也确实跟他的个人情感爱憎无关。他跟清廷打哑谜也好，捉迷藏也好，跟左宗棠李鸿章跳杂耍也好，都已经跟原儒情怀大相径庭了。曾国藩的儒家真诚有了一个游字做底色，游儒的真诚跟世道人心无关，只是跟他想象的世道人心有关。作者的史家功力如此深厚，以至于我们借助作者的笔力贴近了曾国藩的内心。他是认真的，又是虚无的；他是严格的，又是赏玩的；是的，正是作者从奏折、日记、对话中翻捡出一个游儒之圣，我们本可以分享他的难处，却最终发现他跟我们无关。这真是落日满山，是温情，更是阴冷。是圣之老者，是素王，更是雷霆雨露的翻覆游戏。

流沙河说过曾国藩“可怕”，的确，在曾的圣人温情后面，是刀锋的惨烈严苛。流沙河曾感慨：“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

这大概也是一个现代国民的感慨。

自序应是鸿蒙借君手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了不少当代人，收录了整整百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现，实在是一大因缘。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一百多篇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写笔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六祖慧能写碑铭一样，为其证明正名。

这些年来，“民国热”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块，打开媒体，经常看到熟与不熟的作者谈论民国人物。读多了，我有一种厌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媒体上的“点缀”。虽然，谈论民国人物，既是新闻出版媒体自身的需要，也有写作者的名利满足。写作者本来也有“吃人”一说，我自己也不仅“吃”过老子，更几乎“吃”尽了民国人物。只是在网络时代，50后、60后与90后的作者具有一样的知识资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是我需要“突围”的。

因此，在历史札记、随笔之外，我的“历史散文”之路也有纵深演进。我反思过历史写作，何以大家谈历史人物时多有“先入之见”？有时看一个标题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说什么话，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国粉、儒粉还是“杮油党”，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观、90年代的细节史观、知乎粉还是果壳粉。那么，研读历史人物，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如何才能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一“礼义”在当下不过是某种“时势权力”。这也是我努力向太史公看齐的一个原因，我希望纪传一个人物，不是让读者受到哲理启示或教育什么的，而是引导其人生或生命参与进来，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历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

我的“突围”是多方面的。我们当代中国人受教育以来，即对阶级分析烂熟于心，但在今天却很少有人以之观察笔下的人物。研读《易经》时，我明白中国文化也极重“时、位”。对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和社会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我们又怎么谈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后来为媒体写了一组文字，只从谋生理财的角度写一个人，这样写时，不免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何以会有那么大的反差。以鲁迅、胡适为例，鲁迅只是温饱有余，中产不足；而胡适则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产，尽管他们都有国士之心力和才能，但身份、地位的选择和差异也对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响。我也写过一组商人，职业商人为传统四民社会阶层的末流，但近代以来地位渐起，他们在近代中国起过非常大的作用，我写他们，仍希望落实到个体本位上来，在传统缙绅阶层向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栋梁转型的时代，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

随着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也自觉转向边缘者。如果说年轻时只以为理想的变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现代化的倡导和推动者才活得有意义，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安身立命的正当有效者；后来的我明白，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在立身处世方面有多种选项，他们从每一方向出发都能抵达圆满究竟。正如本书几乎只以材料纪传的“儒家慧能”、如慧能一样“目不识丁”的王凤仪老人所说，“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

我后来也在主流社会关注的人群之外，选择了不少堪称“怪力乱神”的人物，如算命的袁树珊、道教的复兴者陈撄宁、反中医的余云岫等人。尽管“中国逻辑”“反智”一类的说辞仍悬在国人头顶，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生存应立足于可沟通的理性；但怪力乱神是东西方社会都有的现象，是人们仍“日用而不知”的领域。有学者认为，在移动互联带来的多维时空或高维时空里生存，怪力乱神的现象都能为人理解，为人把握。在武训、孙禄堂这样的草根面前，知识精英或许失语无语，但他们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基础。曾有哲人专论本国文化的“圣愚”现象，那么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一类草根圣贤算是什么现象呢？

因此，我关注的历史人物从以治世为主，到逐渐侧重治身、治心，我尽可能打捞在中国立身的多样可能。其实，与其说陈撄宁、余云岫治身，梁漱溟、熊十力治心，不如说他们一样在治世。传统的说法，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释道在近代合流，早已使我们中国人从中都获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过有所侧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边缘人物算是侧重治身治心者。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些主流边缘只是一时一地而已，他们都有为我们奉为经典的时候，也有为我们看轻看淡的时候。

人生社会的结构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人们能否“跳出三界”？中国文化以为，数成于三。其实在系统结构的三分之外，还有内外、主流边缘的二元分工，时空的四象五行结构。任何一种系统结构只是方便说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任何分工分类本质上是一体不二的。就如今天大量的“治身”者，他们把日子落实在饮食、养生健身上了，他们未必抵达了陈撄宁、孙禄堂们的治身极致，但他们至少明白了治身如不跟治世结合，治身就不过是雾霾中的呼吸，穹顶下的食色。

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是一种偏见；只见其异，不见其同，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在全球化走向“深水区”的今天，有关人类大同的轻狂兴奋似已过去，恐怖主义、权力和技术的管制异化使人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冲突不免深信少疑。但一如把恐怖主义归咎于某种宗教一样错误，把自家文化或自家信仰当作唯一的“得道者”“救赎者”也是同样罪错的。

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是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中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儒、释、道、耶、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他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那绝非“混搭”，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

生活在当代社会，我跟大家一样，感受到大陆转型的苦难和文明世界现代性的危机。我多次引用庄子名言，“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但今人难以免除视听恐怖之刑，难以免除空气水源污染之刑，难以免除技术绑架人让人低头示众之刑……个人的权利何以表达？生命的意义如何展现？我经常想起“民胞物与”，想起与时浮沉者，我们如何才能明心见性？

多年前，我曾十来次陪人看过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影片中的埃尔伯特曾有对白：“我想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们渐渐习惯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变了！”他说，“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但是正是这样的体制让人更有创作的欲望，写出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才是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吧。……有那么多限制，什么都不能尽情表现。活着真没意思。”他后来不堪忍受没有自由的生活，选择了自杀。我曾多次想起他的话，以此自勉。后来看一部美国片，看到小镇上的法官对实行“潜规则”的律师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羞耻的事。”极为震动。我想到正常社会的人们都不失自性，都有自信判断人间罪错，他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这种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

我中国文化也有明辨是非、自诚而明的伟大个体和伟大时刻，只是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里，很多人失掉了自性，一些人甚至以一生的时间学舌外界的是非，效颦时势权力的步伐，山寨流行的生活方式，很少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借用黄仲则的名句，乾坤无事入怀抱，应是鸿蒙借君手。这部书里的大部分传主不仅是鸿蒙历史借以书写之手，他们确实书写出了不起的历史文本，他们更是当得起“自己的主人”。在“五四”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诱惑下，年轻的王明道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在革命变异的时代，项南仍持守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在众人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顾准探索着跟人类世界的有机联系；后来的新人类们争论谭嗣同活得值不值得时，似乎忘了谭当时大声宣告自己的遗憾和圆满：“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本书中百人立身多有所成可知，做自己的主人不仅可望可即，也有很多道路。

因此，我诚惶诚恐又当仁不让地向读者奉献这部纪传体作品，我相信在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立起我们。尽管有人把今天的社会分成“成功人士”和“有待成功的人士”两大群体，无论成功与否，无论压力山大者还是得意者，多不免看轻前朝前人，以为我近现代史多为不幸，未曾完成。其实本书中的传主们经受的，未必比今人轻浅、狭隘、简单。与其虚拟自己的眼前生活，与其在想象里陶醉，不如也看看历史文本。其实我中国史展示的，远比我们作家虚构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富于人性和神性。“民国热”证实了近现代史是我们可取之不尽的历史遗产。本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人，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其内容丰富未必输于一部或数部长篇小说，或许再过若干代，中国社会集体与天才的个人结合，再度创作出类似《三国》《水浒》一类的近现代杰作。

我请前人登上供读者阅读观看的舞台，让他们展示一生的片断瞬间，希望人们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们对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其中很多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责任感。在中外文明史上，负责本身即是义。的确，书中的传主多当起“义人”之评，但这种“义”不是像人们印象中的近代史一样沉重难当，而是极为日常的，是个人身心志的平衡和统一。

一卷终了，大家眼里的传主大多已然退场。那些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贤退场，对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场和进场，并郑重把退场立为新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千年前的《沉思录》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义原则的遥远回响：“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个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译者何怀宏也曾为此感慨：“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即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难逃此劫。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无不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来地方。”

对我们来说，在这腾出来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是否演绎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否立得住？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这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写作是一个整体。感谢何寅、董曦阳等人，使此书得以成型。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守礼、王俊秀，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赋予了“立人”鲜活生动的意义。

2015年11月15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