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银行 百年汇丰传记

汇丰银行是当今世界各地主要商业街上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当它在1865年刚开张的时候，它只是香港海滩边的一家小银行。它是如何发展成为全球银行界首屈一指的巨人？在这个伟大的历程中汇丰银行到底出现了何种变化？
20世纪70年代，在沈弼充满活力的领导下，汇丰银行开始了其历史性的扩张战略，首先在东南亚地区开疆拓土。自此之后，汇丰取得了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在充满争议之中收购了美国的海丰银行，之后虽然与皇家苏格拉银行擦肩而过，但是在1992年，又在收购争夺战中成功竞得了米特兰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汇丰又展开了一连串收购行动，从而建立起在全球金融行业的主导地位。
《狮子银行：百年汇丰传记》不仅讲述了汇丰银行的现代历史，它更反映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性主要银行在应对一系列外部挑战时的艰难历程：香港主权的回归，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中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改革发展，这些变化以及更多的挑战，都贯穿于汇丰银行的发展之中，并对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备受赞誉的历史学家理查德·罗伯茨和戴维·基纳斯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授权，得以查阅浩瀚的汇丰银行档案，并且有机会与相关重要人物进行了内容广泛的长谈。两位作者在讲述汇丰近代史的时候，并没有回避那些充满争议的事件，而是冷静地向读者展现出客观全貌，尤其是汇丰银行冒失进入美国的次贷市场，最终导致银行声誉遭致严重损害，而与此同时，作者也描述了汇丰保守经营的传统文化，如何使得它成功驾驭2008年的金融危机，从而赢得了广泛而恰当的赞誉。
银行业从来就是一个充满热门话题的行业，而《狮子银行》一书的出版，恰逢银行即将在2015年庆祝其150周年的诞辰，因此，它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汇丰银行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

戴维·凯纳斯顿，备受赞誉的历史学家和作家，作为一个英国历史学家，他曾经获得斯皮尔斯图书奖的终身成就奖。他的著作包括3卷本的英国战后历史，《百废待兴的英国》（入围奥威尔奖的候选名单），销量超过15万册的《英国家庭和现代英国》（入围塞缪尔·约翰逊奖的候选名单），以及4卷本的伦敦城的历史和《金融时报》的百年历史。
理查德·罗伯茨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教授，是《施罗德银行、保義人寿、猎户座资本管理公司和1914年金融危机的研究》一书的作者。
戴维·凯纳斯顿和理查德·罗伯茨合作撰写了《城邦》（2002年Profile出版公司）一书。

图片
数据
表格
前言
名称说明
序言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1865~1980年
第一章独特的城市，非凡的银行
第二章成功入股海丰银行
第三章与皇家苏格兰银行擦肩而过
第四章三足鼎立：1980~1992年回顾
第五章革故鼎新
第六章海丰银行起死回生
第七章灵活之变
第八章终于撑起了第三足
第九章1992~2002年回顾：追求价值
第十章家族式经营传统的终结
第十一章米特兰银行时来运转
第十二章1997年和1997之后
第十三章驾驭亚洲金融危机
第十四章北美：并驾齐驱
第十五章拉丁美洲：一片新天地
第十六章欧洲商机
第十七章杂牌军
第十八章走向世界：打造全球品牌
第十九章坚持到底：2002~2011年回顾
第二十章大中华区：实现关键性转折的突破
第二十一章新兴市场银行
第二十二章全球零售银行
第二十三章商业银行：沉睡的巨人
第二十四章挖掘潜能：全球银行和资本市场
第二十五章家庭贷款公司：消费金融沉浮记
第二十六章危机管理
第二十七章文化稀释和文化实力
后记继续前行：2011年5月至2014年5月
附录1979~2013年，汇丰银行的主要统计数据
致谢
照片出处说明

第一部分
背景回溯
第一章独特的城市，非凡的银行
长久以来，香港的财富与其最大的、声誉卓著的金融机构紧密相连。想要领略世界上最独特的城市之一的魅力，人们就一定要了解在世界金融领域特立独行的汇丰银行（HSBC），追溯其源远流长的历史足迹。20世纪80年代初或许是那个世纪里最令人叹为观止、经历着重大变革的和平时代，而正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香港还是汇丰银行，都面临着伟大的变革。
香港本地的一位记者格雷姆？詹金斯曾经不吝赞美之词，如此这般描绘了当时的香港：“在这里，高楼鳞次栉比，人行天桥连接着广厦，鱼贯而行的火车、货车、巴士和小汽车则穿行于崇山峻岭和壮美海底的隧道里，发出急促而震天的吼声，把高楼大厦里的办公室与多楼层的工业厂房紧紧地连接在一起。街面上熙熙攘攘，即使是那些本该矜持内敛的华人淑女，也总是步履匆忙——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为了生计而一生奔忙。五彩斑斓的霓虹灯不仅显露出迷人的东方风情，更闪耀出贸易和商业之都繁华热闹的夜色。”
1980年，香港人口突破了500万，其中约98%为华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香港一直是大批难民的主要庇护地——这些人主要来自中国内地——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已经有了“归属”，具有独特的港人身份，但是在他们身上依然还喷发出烈火般燃烧的热情，向往着比自己居住在大陆的父辈们更美好的生活。据詹金斯观察，“香港人特有的奋斗动力来自于他们不屈的信念，即相信每一个人头上都会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因此，自食其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秉性。父母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就开始放任他们自己发展，而从青涩的少年之时起，他们就已经开始独立外出闯荡。”这种自食其力的秉性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球经济衰退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多年以后，《亚洲金融》杂志曾经回顾：“1974~1975年这块殖民地遭遇的经济衰退十分严重，据估计在那个时候失业率高达20%。家庭收入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下降的幅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城里失业的人们没有任何失业救济，失业回到农村的工人更没有任何‘社会最低保障’。他们一无所有，但是却依然不屈不挠，相信总可以找到出路。即使是沿街叫卖勉强谋生，人们也没有失去这种信念。这就是当时的状况。没有罢工，没有抗议游行，没有请愿保护（要对抗什么人呢？），人们只是咬紧牙关，凭借着那股韧劲儿、精明的头脑和愿意尝试一切的勇气坚持。
20世纪80年代香港街景
随着经济的繁荣，除了一小部分人还在苦苦挣扎之外，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出现了日益强大的华人中产阶层。一批极其富有的创业家地位日盛，其中最受人敬佩和被效仿的两个榜样就是包玉刚和李嘉诚先生。包玉刚在1949年上海即将由共产党接管前夕来到香港，随后——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汇丰人具有远见卓识的融资帮助之下，成功地打造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商用运输船队。李嘉诚出生于中国南部地区，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塑料玩具和塑料花的生意，而他现在已经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地产商人之一，所持有的土地数量仅次于香港政府和香港置地公司，位居全港第三。这两位杰出商人共同展现了《经济学人》杂志所描绘的“新一代本土华人亿万富翁”的形象。“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庞大的欧洲贸易公司，即‘洋行’，独霸着香港的商业领域，而他们所打造的企业帝国，无论是规模还是营业金额，都足以与这些洋行比肩。”
香港经济繁荣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香港政府施政时所展现出来的极高素养，政府对日常事务的管理体现了可预测性，细致严谨和诚实正直的风格，以及包揽一切的家长式作风。尤为关键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麦理浩担任香港总督：他不仅有效地打击了贪污腐败现象——尤其在警队系统，而且致力于谨慎推行社会福利政策（尤其是建屋计划）。由于其长期不懈的努力，从而彻底改变了英国殖民政府在本地人民心目中冷漠而缺乏爱民之心的形象。诚然，在他的政策改革议程上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民主主张或代议政府的内容。这项改革运动直到麦理浩在1982年结束其港督任期之后才告一段落；但是，《南华早报》在1980年2月期间所发表的评论超出了其一贯理性的平和风格，对于麦理浩治下实行的执政模式不吝溢美之词，称赞道：“尽管他的治理存在着许多瑕疵，但是具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实现了在当今的香港体制框架内大多数民众收入得到提高、生活获得改善的繁荣景象。”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没有香港政府坚定不移地实施低税收、自由市场的经济政策，民众普遍的收入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战后在西方世界，普遍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和政府干预政策，甚至采取了国有制的经济政策。在几乎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麦理浩总督与财政司的夏鼎基联袂组成了完美的政治搭档。1981年，夏鼎基曾经回忆：“流入和流出香港的资金总量是其他区内全年生产总值的好几倍。”他补充道，“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任何把资源更多地分配到私人领域和抑制市场力量的计划或图谋，其后果都难以预料，更不用说可以对其进行掌控。因而，这不仅对经济发展无益，甚至还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没有关税（除酒、烟草和石油之外），没有软贷款，没有补贴——这就是格莱斯顿的自由世界，尤其在聆听夏鼎基发表冗长的年度预算讲话时人们更加体会到，这应该归功于这位带有某种格莱斯顿色彩的人物。
在夏鼎基执掌香港财政期间，香港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出口市场：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外贸交易量增长了两倍。从70年代初开始，香港就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成衣、玩具和玩偶的出口地区。到1980年，总计有2/3的工业劳动力聚集在纺织、电子、塑料制品、玩具、钟表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出口贸易额占到了香港出口总额的72%。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制造业的前景如何，香港至少已经占得了先机。1978年，著名记者迪克？威尔逊曾经这样评论道：“这座城市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发展；与之相比，亚洲地区的其他内陆城市都黯然失色。”两年之后，香港不仅超越了大阪，成为世界上第三大集装箱港口，而且急切地迎来了港铁的开通，这些都标志着这片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亚洲金融中心
早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就已经开始从以制造业为主的模式向服务型经济进行转变——其中当然包括金融服务领域。对于像夏鼎基这样的政策制定者和类似沈弼（MichaelSandberg）（自1977年9月起担任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银行家来说，转型的终极目标在他们的脑海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香港将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国际金融中心。然而，对于如此激动人心的目标，并非所有人都感到切实可行。1979年，汇丰银行下属的投资银行获多利公司的职员曾经这样告诉《欧洲货币》杂志：“无论是香港的资本市场，还是外汇市场和资金市场，规模都很小，并且香港的货币市场体系不完全，仍有待发展。”然而，一直以来作为汇丰银行友善的竞争对手，渣打银行的主管经理比尔？布朗却十分关注这个潜在的发展趋势，早在1980年他就已经雄心勃勃地宣称，“香港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金融中心，而且毋庸置疑，在外国银行在本地市场的占有率方面，香港外资银行的本地占有率已经仅次于伦敦。”在那个时候，由于日本财务省只关注于其国内事务，东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因此，可与香港展开竞争的只剩下了新加坡。尽管与香港相比，新加坡在国有控制方面更为严苛，但是其货币市场更加发达和完备。然而，在国际借贷领域，尤其在财团贷款融资方面，香港则大踏步地领先。到1981年的时候，香港的市场规模仅次于伦敦和纽约（贷款总数为115笔，总贷款金额高达55亿美元），而新加坡在这方面就大大落后，仅排世界第18位。
1989年，记者凯文？拉弗蒂在回忆起香港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迅速地登上了世界金融之巅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70年代，全球金融市场还处在婴儿期。当时，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而伦敦则是日益强大的欧洲市场的核心，而这两个中心的那些活跃的银行需要在亚洲寻找一个第三中心，从而能够昼夜不间断地开展全球金融业务。香港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场所：无论从哪个层级进驻香港开设分支机构，都十分简单易行；外汇管制环境极其宽松，鲜有其他国家各种令人头痛不已的限制、规则、监管以及繁杂的文件规定，这些优点使得香港比其他地区更具有吸引力。
这是令人激动不已的时代，其背景是股票市场狂飙突进，房地产泡沫荒诞不经并且被越吹越大。然而在泡沫和激情之下已经出现了各种迹象，表明这种随心所欲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1980年6月，在分配香港和九龙仓的股权上爆发了激烈的、公开的争夺战之后——这一事件令这片殖民地上的自愿收购法则成为人们的笑柄，《南华早报》严肃地发出警告：“整个九龙仓事件极大地损害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声誉。”而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远东交易所（香港4家还未统一的股票交易所中最大的一家）董事会主席却宣称，“伦敦和纽约也曾出现过丑闻，与它们相比，香港的记录还不算太糟。”《经济学人》难掩其失望之情，表示“海外的投资者正谨慎地试水香港的投资市场，他们或许并不赞同这种说法”。
香港希望成为地区的金融中心，其关键在于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状况。1981年，在一篇发表于《美国银行家》杂志上的文章中，汇丰银行的沈弼曾经宣称：“毋庸置疑，这一地区现在为跨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潜力，因此，现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正从西方的欧洲转移至太平洋地区。正是在这种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全球贸易活动中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另外，在过去几年里，东盟各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新加坡）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这些国家每年的增长率均达到了7%左右，这极大地提升了该地区的繁荣水平。”然后，沈弼在文章中详细说明了为何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原先主要是以地区内业务为主的香港银行业，已经“转变为一个金融服务的集散地”。除了其他金融服务之外，无论是在提供银行信贷还是在财团贷款统筹方面，香港的银行“为整个亚太地区提供了金融服务”。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和西方遭遇严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这一地区的前途将向何处，这个问题正吸引着全球的目光。沈弼最后总结道：“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还很不成熟，无疑会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所有的合作方都是互惠共赢、有共同利益的，在合作中间可以找到这一地区经济繁荣和社会福祉所需的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产品和服务。”
在整个地区的拼图中，中国无疑是最后一块。从1978年起，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经济的激进改革，又将会对香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此问题，在80年代初没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案，不只是由于在中国内部可能存在着强烈反对邓小平现代化运动的力量。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关于另一个重大的议题上的各种猜测，即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问题，这是19世纪新界租约安排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1979年的春天，麦理浩港督访问北京，试图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启动谈判进程——如果被带回香港的模糊信息可以算得上一项成果的话。这次访问使他从邓小平那里获得了一丝宽慰，这个模糊信息也就是常常被人引述的那5个字：“请你们放心。”而且，正如有些人观察到的那样，自6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形势的根基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80年8月，大卫？休森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撰文指出，“中国内地务实的共产党人与香港华人商人在意识形态上的鸿沟已经日益缩小。”在提到香港与大陆之间日益加强的人员纽带和经济关系上，他引述了备受尊敬的中华电力公司董事会主席罗兰士？嘉道理的讲话，称“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由英国人管理的中国自由贸易区”。考虑到这些潜在的现实因素，正如沈弼早在1978年就已经颇有把握地预测到的那样，出现了“将会做出某种安排”的局面，而现在看来似乎并非没有这种
可能。
“银行”
历史上，香港总督、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当地人一般以“香港银行”或“银行”来代指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主席和香港赛马会主席，这4位才是统治香港的真正大人物，而且这4位大人物的排列顺序并不总是如此。1980年，汇丰银行董事会主席沈弼是香港总督咨询机构行政局的9名“非官方”（意即非政府）提名议员之一，但是，依传统而言，银行更主要的是通过金融实力、广泛的商业和私人人脉（包括与最高层的关系）以及诚实、信赖和可靠的商业信誉，来施加其对香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影响。
沈弼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传奇人物，在那个时候他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推动汇丰银行前行的领导责任。沈弼出生于1927年，曾经在中东地区的国王第一近卫龙骑兵团和印度的第六枪骑兵团服役，1948年退役之后回到满目疮痍的英国，“渴望能够重回远东”。一位军中的朋友告诉他，“香港的汇丰银行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机构。”他随后便加入了汇丰银行，从此平步青云：一开始在新加坡做会计，然后到香港担任总会计师，继而晋升为香港分行的经理和总经理——这些工作经历为他的职业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1974年水到渠成，他出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一职。沙雅回忆说：“他讨人喜欢，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银行家，同时思维敏捷。他在董事会里左右逢源，做事又非常果断。他难道还什么需要更多的品质吗？”一旦大权在握，他身上的这些优秀品格就会强烈地展现出来。1980年，一位颇有洞见的记者说：“他是一个纯粹的英国人，但在他身上却没有那种势利的习气。在他友善亲切的品格之中，流露出一股渴望成功的坚毅之气。”
最终，沈弼当然是向董事会负责。1980年9月，一家美国的杂志这样总结道：“没有比汇丰银行的董事会更能体现出这块殖民地权力结构的地方了，汇丰银行本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说明了这一点。除了汇丰的高级管理者之外，还有一位所有洋行公认的领袖，他就是怡和洋行和香港置地公司的主席纽璧坚（DavidNewbigging）。其他洋行的大班包括太古集团的彭励治（JohnBremridge）、会德丰马登公司的约翰？马登（JohnMarden）和英之杰公司的约翰？霍姆斯（JohnHolmes），而船王包玉刚和地产大王李嘉诚则代表着强大的华人利益群体。”这就是当时的现实，反映了汇丰银行在这块殖民地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年早前所发生的事例，更能确切地体现出这家银行受欢迎的程度。当年1月，《南华早报》发表了一篇牛气冲天的社论——《条条大道通香港》，其中提到“为了能够买到猴年金币，每天有数千人在汇丰银行外面排队”；春天，在大会堂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现在股东的数量大约在11。2万左右，主要是旅居香港的英国公民）吸引了大约700人参加，会场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而餐厅服务人员则忙着“准备一场丰盛的自助餐会”；股东大会结束不久，银行职员便像往年一样参加一年一度的龙舟大赛，并且获得了大埔男女混合邀请赛的冠军（尽管亦证明了“主要由身强力壮和训练有素的渔民组成的龙舟队将会无敌于天下的规律”）。
1976年，沈弼曾经这样告诉《银行家》杂志：“可以说，我们是准‘央行’。这是关乎认真负责地代理行使央行职权的问题——有序的货币流通和外汇市场是香港维持其工商业中心地位并能够继续繁荣的先决条件。香港的利益和福祉与我们的完全一致。”沈弼或许应该加上一点，汇丰银行的准央行职责亦包括为银行系统运营票据交换所，代理充当政府的主要银行，以及通过对外汇和货币市场的干预来实施其货币
政策。
虽然如此，汇丰银行还是同时维持着半官方和半私营的性质。1977年，时任银行总经理的约翰？博耶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被问及，银行对股东所承担的商业责任是否与银行作为“非官方”央行的角色相冲突，博耶反驳道：“我们认为对香港有利的事同样也会对我们银行有利。”然而，此前不久，另一位政坛高层人物黎保德刚对沙雅重申，他坚信“汇丰银行的外汇风险是不可接受的，在一段货币波动可能愈演愈烈的时期，尤其危险。这种外汇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银行不言自明的责任，它向香港的银行体系提供可流通港币，从而使自身面临货币升值时将会带来的风险。而且，这种模式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是在其他经济体中不曾见过的”。1991年，见多识广且一向对香港怀有善意的经济学家饶余庆不无同情地表示：“但是在香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制度性结构，央行和商业银行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一家私人银行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似乎在之前10年，甚至20年前他就可以这么轻易地得出这番结论，他继续补充道：“这种安排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利益冲突和在利益分配上有失偏颇。”
香港当然不缺少银行，相反，各类银行在此发展得欣欣向荣：根据1981年《银行家》杂志的统计，当地有44家本地银行和71家外国银行是全牌照经营的银行，而且还有107家外国银行的驻港办事处和302家接受存款公司（DTC）。同样，哪家银行占据着市场统治地位亦是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资产或利润，存款或贷款，汇丰银行都毫无争议地占据着市场第一的位置，并且处在第二位的恒生银行还是汇丰的子公司，恒生也遥遥领先于其他银行。即便如此，恒生与汇丰之间还是存在巨大差距。当时，汇丰银行的存款金额占到了香港总存款额的一半以上，而与此同时，估计在汇丰和恒生两家银行开户的账户数约为500万，其中80%是生息的存折账户。从表面上来看，相较于本地的其他行业，银行业并没有出现激烈竞争的局面。
对此，沈弼自然不会认同。1978年1月，他曾公开表示：“我希望纠正在某些地方依然还存在的错误观点，即认为香港的银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个强大的卡特尔联盟控制的‘封闭行业’。”他认为：
对于希望进入香港市场的外国银行，无论是收购本地银行的股份，还是设立独资或合资的商业银行或金融公司，都不存在任何限制。过去10年里，许多国际银行正是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在香港经营其业务的。由于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的数量快速增加——在目前监管条例下它们都被划入“接受存款公司”的类别中，香港的银行业结构因此出现了重大变化，导致行业内竞争异常激烈，然而这并不为外人所了解，人们误以为香港的银行业是一个垄断性行业。
在随后的几年里，香港的经济变得更加“银行化”了。惯常被人们以“12姐妹”戏称的华资银行——它们都由中国内地的资本控制，继续在香港扩大其分行网络；而同时，不受监管的“接受存款公司”则呈现出危险扩张的态势，而且似乎没有停止的迹象，其中许多都是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1981年年初，汇丰银行香港分行的总经理汤姆？韦尔什（TomWelsh）曾警告夏鼎基：“1980年11月的数据表明，接受存款公司控制着香港约30%的存款数额，而且它们吸收的存款数量还在继续增加，相应地，银行的存款数量则不断下降。如果这些数据继续照此趋势发展，几年之后，香港很有可能出现接受存款公司控制大部分存款的局面。”
建立分行网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汇丰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香港开始快速扩张支行，可能有三个主要目的：第一，对抗现有的和潜在的零售银行的竞争；第二，适应70年代香港人口开始向新界迁移的重大变化，在1978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向汇丰银行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新界被描绘成“一个具有十分巨大发展潜力的地区”，因此，银行需要“谋划出一个积极方案，帮助其获取统治地位”；第三，扩大并巩固存款基础，从而可以不再依赖政府存款——在历史上香港政府的资产表上约有30%为存款。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包含银行需要投入的资源，但并没有打动沈弼，特别是面对美国人喋喋不休的抱怨他也没有丝毫让步。1980年，他在接受《机构投资者》记者卡里？莱希采访时曾表示：“他们的建议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们宣称其他银行拥有某种神圣的权力，应该可以从我们这里借用资金。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应该出借资金给他们，帮助他们抢走我们的客户。我认为向我们的竞争对手提供资金，不应成为我们长期扮演的角色之一。”他进一步辩解道，尽管汇丰只是偶尔使用银行间市场，但是，为了降低对银行间市场的依赖，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汇丰银行在香港扩张其分行网络：“毋庸置疑，这是一项昂贵的业务，对于这些小型分行，需要经过好几年的发展才能实现赢利。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开设这些小型分行，我想我们就没有任何必要把分行吸纳的资金再出借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了。我未看到这里有任何可争议之处。你认为如何呢？”
分行扩张的速度十分惊人：直到1974年汇丰银行才开设了第100家分行，而到了1979年就已经开设了200家分行，到1980年10月，分行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50家——第250家就开设在九龙的油塘湾，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住宅和工业区。几乎每个月，董事会都要批准成立好几家新的分行，1980年3月开张的那几家分行就很能够说明当时扩张的速度：熙华大厦是一家“功能齐全”的分行，开设在湾仔一栋新的商住两用大楼里；石篱村是香港房屋委员会在新界石篱开发的住宅区，这里就设有汇丰银行的支行；在观塘区的和乐邨公屋开设了银行服务柜台；在观塘区毓华街一栋新的工业大楼里开设了支行；在九龙长沙湾道上的丽新制衣工业大厦里也设有功能齐全的分行。
人们常常会把分行设立流程看作一种流水线作业，但是事实上，在设立绝大多数新分行的时候银行都进行了充分的思考和规划。而且对于参与其中的员工甚至是当地的社区来说，每一家分行的开张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景复朗（FrankKing）在其所著介绍汇丰银行历史的书中曾经这样描述过分行的开张场景：“总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邀请当地和银行的官员出席，仪式高潮部分是给守护龙点睛，寓意兴隆富贵。”紧接着便是热闹非凡的舞龙表演，表演现场的鼓声吸引着附近居民蜂拥而至。“事实上，对面工地上的建筑工人早就放下工具等在门口，准备第一个冲进银行开设户头或存入现金，想借此来烧炷‘头香’，交上好运。”进入银行里面，工作人员为官员和第一批客户准备了“适量的自助餐食和足量的香槟酒，营造出一种节日的气氛”。
1980年的时候，一家新开张的分行可能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安装上第一台可用电子提款卡（ETC）的机器。当年4月，汇丰银行正式推出了电子提款机（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自动柜员机），而一开始只是在最繁华的闹市区的分行安装了16台电子提款机。汇丰银行早在1971年就已经引进了第一台自动提款机，但是这一次他们的目光更远大，旨在为人们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银行服务。银行内部杂志曾经这样记述：“电子提款机允许每一个客户每天提取最多1000港元的现金，客户也可以存入现金，在各账户之间转账，查询账户余额，以及要求寄送支票簿和对账单。”该杂志的文章还补充道，“银行还为提款机专门开发了中文指示屏。”短短几周内，虽然遭遇了一些初期的问题，银行共发行了5万多张电子提款卡。到了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透明公开的银行内部评估表明，“客户使用卡机的频率达到了原先的预期，但是令人失望的是机器的可靠性。”但是，到了秋天，初期出现的机器小故障已经得到了全部解决，而持卡人数也已经超过了20万。10月，银行内部杂志声称：“据估计，通过提款机进行的交易中有50%是在银行下班之后操作的（而其中绝大多数的交易是提取现金）。显而易见，这些机器满足了客户的实际需求，而同时又缓解了银行柜台的压力，从而为银行实现以极低成本进行分行扩张提供了潜在可能。”
……

中国首屈一指的银行，1865~1980年
1865年3月3日那一天，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宪法修正案，使得在贫困之中的美国黑奴开始走向彻底自由；同一天，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子爵在议会中回答议员们对正在开凿修建的苏伊士运河提出的种种质询；在曼彻斯特，手头阔绰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正写信告诉住在伦敦的卡尔？马克思，给他捎了一些来自波尔多的葡萄美酒——而在香港，一家新成立的银行也在这一天开门迎客。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和西方的贸易逐步发展起来，中国不仅得向英国开放五大口岸，而且还被迫割让了香港岛。这个当初依傍着深水避风良港的一个小渔村，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已经初具繁荣景象，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补给站。其实，香港远不仅是一个贸易补给站。对华贸易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贸易融资和货币兑换的需求——而中国传统的银行，也就是所谓的“钱庄”，却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这就使得外资银行兴盛起来，到了1866年年初，在香港出现了11家外资银行，而在上海也有10家外资银行开门营业。它们大部分都是外资银行的海外分行，其总部都在遥远的伦敦或孟买，有一家银行的总部则在巴黎。其中，唯一的例外是香港上海汇理银行，它是在香港本地注册成立的，其独特的资本结构和管理模式使它在所有外资银行中独树一帜，从一开始就深深地烙上了亚洲的印记。
1890年前后香港海滩一景，图中左起第二栋大楼即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部办公室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是由铁行轮船公司监理修打兰（ThomasSutherland）牵头成立的贸易洋行。在成立汇丰银行（即当年众所周知的名称）时，他在招股章程中指出：“现在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分行，其总部皆在英格兰或印度，它们在与本地贸易行开展贸易往来时很难占据优势地位，因为本地贸易行的经营范围远比前些年更大，货品种类也更多样。”参与发起成立汇丰银行的都是当时在对华贸易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英国洋行或英裔印度洋行，另外还有挪威、德国和美国的洋行，这很好地体现了银行股东国际化的背景，也暗合了其潜在的主要客户的身份。在银行发行的2万股原始股票中，1。8万股被分配给当年在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地区开展贸易的洋行，而剩余的2000股则被分配给孟买和加尔各答的商行。甫一成立，银行即经历了早期激烈商战的洗礼：1866年，爆发了严重的国际商业危机，导致6家在香港的银行和5家在上海的银行破产倒闭。然而，汇丰银行不仅幸存下来，而且从中获利，从原先的竞争者手中获取了宝贵的客户和员工资源。到了1872年，它已经被称为“中国最重要的
上市公司”。
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和商业中心，它所辐射的范围不仅包括长江流域，还有广阔的华北地区。1865年，上海的人口大约是65万（与此相比，香港人口只有11。5万，到了1900年，上海人口突破了100万。当年，在紧靠上海的北部区域，英法美等国设立了公共租界，组建了独立的市政机构，拥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在上海的洋行和银行都在公共租界内开业经营，而汇丰银行就在黄浦江边的外滩占据着最好的位置。1865~1873年，汇丰银行的上海经理是麦克林（DavidMcLean），像修打兰一样，他也是一个苏格兰人。汇丰银行在他的领导下，很快就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银行，它甚至发行了上海银票，这足以彰显其在上海的重要地位。在上海的所有外国银行主要从事对外贸易融资业务——即使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仍旧如此。据估计，中国90%的对外贸易都是由外资银行提供融资保障的。外资银行对贸易融资业务近乎垄断，使得它们同样在外汇交易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而中国的主要西方贸易伙伴大都采用金本位制的货币体系，两种金属货币之间的兑换汇率由汇丰银行向市场公布。在1935年之前，银行每天公布的汇率成为中国的官方外汇汇率。
在银行总部所在地香港，汇丰的主要业务和在上海一样，也是贸易融资和外汇交易，其融资来源是本地的储户存款。留存至今的1866年的分类账簿显示，当年汇丰拥有4类主要储户：英国洋行，德国、法国、帕西和其他非英裔外国洋行，在华的外资银行，以及个人储户。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汇丰银行都很快成为香港这块殖民地上最重要的银行。它与香港政府的紧密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866年。当时，它向香港政府提供了10万港元的紧急贷款，从而缓解了香港政府当年的财政危机。作为回报，它得到香港政府的授权，可以处理香港政府的对外支付，并且开始发行港币的纸币。到了当年年底，汇丰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占了市场上流通港币的半壁江山。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以及1871年香港和上海被接入到国际电报网络，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也带来了对本地货币流动性的更大需求。次年，汇丰银行获准发行1港元面值纸币，不久之后，它所发行的纸币就在香港市场上所流通的港币中占到了3/4。1872年，一家总部在伦敦的金融报纸《金银通货主义》曾经写道：“银行业务取得了快速增长，令人不由地感叹，银行生逢其时。掌管银行业务的都是精明强干的银行家，他们对本地贸易十分熟悉，在其业务所维系的本地商界中赢得了很高的信誉。”
异乡异客
对于初入商界的汇丰银行来说，打造一个区域网络是头等大事。在经过了第一年忙忙碌碌的苦心经营后，它已经在中国和南亚地区初步建立起它的代理商网络。开始的时候，这些代理机构都挂靠在洋行内，替银行打理本地业务。久而久之，随着业务的扩大，它们中的许多机构开始脱离洋行，成立了独立的分行，并自行招聘银行职员开展业务。1866年，汇丰在日本横滨建立了第一家分行，之后又分别于1867年在加尔各答，1870年在西贡（即现在的胡志明市），1875年在马尼拉和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分行。到了1900年，汇丰在整个地区的分行网络已经扩展到曼谷、科伦坡、伊洛伊洛、雅加达、神户、长崎、槟榔屿、仰光和泗水。此外，汇丰在纽约、旧金山、汉堡、伦敦和里昂也开设了办事机构，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尽可能为银行的亚洲业务提供各种便利服务。例如，里昂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丝进口地，因此汇丰在里昂的分行主要立足在欧洲，为当地商户与广东、上海和横滨等生丝产地间的贸易提供服务。事实上，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银行分行的继续扩张。1884年，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介绍说：“由于感到急需银行来提供服务，世界许多重要地区纷纷要求我们去当地设立分行。董事会认定，无论某一地的前景多么灿烂，如果该地区与对华贸易不能产生直接联系，或无法立即产生重要影响，那么，银行去那些地区设立分行的做法并不可取。”
在中国，汇丰银行首先在开放口岸设立分行，分别于1867年和1873年在福州和厦门开设了分行；1868年，在内地重要商业中心和茶叶产地汉口设立了分行；1881年在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以及1885年在首都北京均开设了分行——在北京设分行主要是为了与清朝的高层官员保持沟通接触。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外资银行也向中国客户提供贷款服务，但是往往都是间接提供类似服务。外资银行职员缺乏语言沟通技能，也无法了解中国复杂的货币制度和当地的商业惯例，而且在当地商界开展业务时，通常对潜在客户的商业信誉知之甚少。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银行请来了华人代理人——也就是所谓的“代理人”，来架起一座“跨越东西方沟通的桥梁”。银行不仅在中国聘请了代理人，而且在其他也需要与当地商界建立起某种沟通的国家聘请了当地的代理人。银行对代理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需要他们承担广泛的职责：招聘银行的本地职员，并为他们提供担保；处理与本地客户之间的所有业务往来；核查银行收进的所有白银、金条和硬币的真伪和分量；对当地市场状况提供咨询意见。作为回报，代理人不仅能从银行拿到可观的薪水，而且可以从他经手的业务中抽取佣金。此外，银行代理人总是和某个家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往往是一家几代人一直继任代理人的职位。例如，自从1873年汇丰银行在厦门开设分行到20世纪50年代分行关闭，几十年来，叶家一直占据着代理人的职位。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叶家移民到文莱，却依然与银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叶家第四代传人继续在那里担任业务经理。
代理人为当地华人商界提供的服务之一是向中国传统的钱庄提供短期“拆款”，这项业务由汇丰在上海的代理人王槐山率先在19世纪60年代尝试开展起来。中国传统钱庄把拆款转借给在内地采办出口商品的商家，如用于采购茶叶和生丝，然后，他们再把收购上来的出口商品转售给在上海的洋行。但是，1910年，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爆发的橡胶股票风潮中，这些拆款被用于股票投机。当橡胶泡沫破裂之后，上海一半的钱庄都破产倒闭，外资银行也因此遭受重大损失。次年，清朝的覆灭又对传统钱庄体系造成新一轮的重创，又有许多钱庄陷入倒闭困境，造成巨额损失，结果使得拆款方式走向灭亡。中国商家转而开始依靠逐渐壮大起来的中国“现代银行”，因此，汇丰和其他在上海的外资银行面临着与正在快速成长起来的本地商业银行进行激烈竞争的状况。
1887年，福州分行员工的合影
杰克逊时代
为汇丰早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是1876~1902年担任银行大班的杰克逊（ThomasJackson）。在此期间，他曾经两次短暂离开汇丰。他是汇丰历史名人堂中以出色才华和极高权威被众人膜拜的领导者。到杰克逊退休的时候，香港已经成长为拥有30万人口的繁华商都，虽然与上海相比仍有点儿相形见绌，而汇丰银行无疑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银行。不过，在杰克逊领导汇丰期间，他同样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其中最困难的是白银价格的持续下跌，与黄金的对价下跌了约60%。作为一家香港公司，银行账户中都是以白银为计价的港元；然而，到了1890年年初，银行约55%的股份由英国人所持有（从1892年起开始在伦敦交易所挂牌上市），35%留在了香港，还有10%在上海——而那些英国投资者要求银行用以黄金为计价基础的英镑来支付股息。为了满足这部分英镑支付的需求，银行积极吸收英国殖民地政府和来自其他渠道的英镑储蓄，或其他以黄金为计价基础的货币存款，同时也对伦敦市场上的英镑债券进行投资。利用英镑融资来源来满足银行偿还英镑债务的成功做法，同样也用在了白银业务的操作中，这被杰克逊简要地称为“四平八稳”的策略。
中国贷款和投资银行
在1928年中国建立自己的央行之前，汇丰银行承担了中国政府金融代理人、受托人、顾问和担保人的角色。从1884年起，汇丰担负起清朝皇家海关的托管职责，也负责为清朝政府征收另一项主要财政税赋。1874~1895年，汇丰是清政府获得外国贷款的主要担保人，曾前后15次为清政府发行公债，成功募得1200万英镑的资金，并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债务偿还服务。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落败，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期，但这也给银行贷款发放业务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1896~1913年，汇丰开展了向中国政府发放贷款的业务，贷款累计金额高达6000万英镑——是之前20年同类贷款总金额的5倍。在此之前，汇丰在贷款发放上都是担当独家经办人的角色，自此之后，它开始与许多外资银行进行合作，或者以国际财团成员的身份，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从1895年起，对中国贷款进行管理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业务，但是，汇丰以其无可匹敌的经验，与中国政府的紧密关系，以及强大的实际操作实力，确保了汇丰继续在为中国政府提供贷款融资业务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汇丰在伦敦的窗口
从1865年起，汇丰就在伦敦设立了办事机构，以此作为银行在这个世界顶尖金融中心的窗口。1875年，一个伦敦顾问委员会创立，汇丰得以继续扩大在伦敦的影响力。此顾问委员会由一批伦敦金融界的头面人物组成，他们时刻通过银行在伦敦的窗口留意汇丰的发展，并为远在香港的汇丰董事会提供在伦敦市场上拓展的各项建议。除了在英国处理与东方的贸易融资业务之外，在伦敦的办事机构在吸收存款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并通过亚洲分行把这些存款进行外借，同时，为汇丰在伦敦货币市场管理短期货币基金的调度。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银行在伦敦资本市场上债券发行业务的规模逐渐扩大，银行在伦敦的窗口逐渐突显出其重要地位——特别是在1905~1925年查尔斯？艾迪斯（CharlesAddis）领导期间。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汇丰已经成为伦敦金融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成功做到与英国顶尖商业银行在它们的本土市场上分庭抗礼：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奇迹。1913年，汇丰在伦敦天恩寺街上的新办公地开张营业，这座富丽堂皇的大楼使用了波特兰石、大理石和古巴桃花心木等高档建材，以此彰显其显赫地位。
汇丰在伦敦的办事机构在银行人员的招聘和培训上，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直到进入现代，在汇丰银行管理层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一小部分欧洲人主要就是英国人，而且其中有许多热爱英式橄榄球的苏格兰人。汇丰在亚洲各地的银行中，欧洲员工的比例持续上升：1876年只有44人，到了1902年增至156人，而到了1914年上升至214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银行。通常他们一开始在一家英格兰或苏格兰银行中工作，随后，便受到优厚待遇和美好前景的吸引而加入海外银行。在伦敦办事机构中接受了入职培训之后（曾经是银行职员的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在他的幽默小说《珀史密斯进城记》中记录了他的那段难忘的经历），这些初级职员被派往东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同时在整个亚洲地区通过轮岗积累经验。他们都把工作视为终身职业，职位的晋升主要依据资历，偶尔也会有某些人因出众的才华而被破格提拔。他们深受维多利亚时代公立学校传统的影响，推崇奉献、忠诚和正直的价值观，同时也被灌输了汇丰自身的理念，即自力更生、谨慎节俭的品质。因此，这批国际行政人员（后来就以这种称谓特指这一群体）拥有强大的团队意识，并且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开展高效运作，而且往往得到他们开明的妻子们莫大的支持。
1902年伦敦办事机构的橄榄球队，中间一排右起第二位就是佩勒姆？格伦维尔？伍德豪斯
“非凡的成就”
从银行盈亏结算来看，1890~1895年，汇丰的盈利额在英国国内或海外银行中首屈一指，1896~1920年位列第二。汇丰何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从宏观背景来看，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亚洲的国际贸易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作为香港和上海地区最重要的银行，汇丰在整个亚洲地区拥有不断拓展的分行网络，这使银行在为亚洲商业提供融资保障，甚至在寻求在其他地区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香港总部的架构，意味着基于白银的资产负债表，在使用时可以通过其他货币债务和资产进行精妙配置，使汇丰在与其他银行的竞争中处在优势地位，因为汇丰的竞争对手的资产负债表都是基于黄金的，而白银贬值对欧洲和其他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困扰。同时，汇丰总部远离伦敦金融界，这给它带来了独立思考的益处，使之更加具有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例如一开始他们就提出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地区建立三线共进的态势。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汇丰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的开头10年就成功地在伦敦开展了投资银行的业务。最后要讲的是，汇丰银行实收资本与存款之间的比例一直很低，这意味着银行长期稳定地吸收储户存款，反过来也体现了银行具有：高效的组织运转状况和强大的市场口碑。1910年8月，董事会主席告诉股东们：“在过去半年里，银行工作又继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你们作为股东应该为此感到十分欣慰。”他也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
“不惜一切代价，只求称霸外滩”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新政权取而代之，但是，羽翼未丰的新政府一开始就在国家管理方面举步维艰。在1927年之前，中国又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从而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沿海开放口岸，由于受到主要外国势力的保护，外国商业得以在“国中之国”的租界内幸存下来，因此，这些沿海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内地战乱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后的25年里，上海在成功地躲避了腐败官僚体制的同时，也免受了军阀的蹂躏和掠夺，因此，其经济出现了蓬勃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上海经济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刺激：由于来自欧洲的进口产品几乎枯竭，本地制造商们乘机填补市场缺口，从而让本地工业开始腾飞。结果，到了1920年，上海经济已经完成转型——从一个依赖商品进口的经济体，转变为向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际市场出口工业产品的经济体。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经济活力继续刺激着经济的发展，体现在这座口岸城市的对外贸易出现了令人惊诧的快速增长。上海经济的繁荣自然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极度需求，中国本地银行业便乘机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工商业的金融服务需求，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和日本的银行也纷纷在上海建立了分行。
另一方面，欧洲银行却因为战火纷飞而遭遇困境。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办公室的许多年轻职员纷纷离开银行，加入到前线作战的行列：当时共有169名国际行政人员离开了银行，其中40人战死或被列入失踪名单之中。更为普遍的是，战争导致技能娴熟的银行职员十分短缺，同时银行的商业前景也十分黯淡，这些都导致银行发展和扩张严重受挫。外汇交易市场同样也出现许多不确定的因素。1910~1930年白银与黄金之间的相对价格出现了较长周期的摇摆，面对市场风险需要进行套期保值操作，并合理配置货币债务和资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白银与黄金的价格一直下跌，但是，到了1914~1918年，却出现逆转，白银价格上涨。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白银价格又一次出现了逆转。在整个20年代，白银价格的下跌幅度达到了85%。由于准确预测了白银与黄金价格的变化趋势，汇丰在这场货币之战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20年代初，作为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银行之一，它成功地把大部分以白银计价的资产置换成了英镑资产，从而在白银价格上涨至峰值时依然获利的同时，又尽享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黄金资产升值所带来的巨额收益。汇丰在此期间储备了大量英镑资产，这也是银行在后来困难时期能幸存下来的救命稻草。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29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导致国际经济出现大萧条这段时间，亚洲地区的国际贸易增长势头强劲。汇丰的商业银行业务也因此快速成长，体现在银行在亚洲地区的分行网络得到了快速拓展，从1918年的183家，增加到1930年的275家；与此同时，银行在上海的业务蒸蒸日上，也急需建造更大的办公大楼。银行大班发出指令：“不惜一切代价，只求称霸外滩！”因此，1923年，带穹顶的教堂式大楼开门营业——门口别具一格地摆放着象征汇丰银行的两只狮子的雕像，威严地守卫着银行大楼，这使得他的愿望成真。多年之后，华尔街证券分析师马吕斯？雅莱在评估汇丰过去业绩并预测其发展前景时表示：“其雄伟壮观的现代化大楼”是“一个体面的窗口”，与纽约或华盛顿类似的银行大楼相比，还更胜一筹。他同时指出，汇丰除了拥有这栋雄伟建筑作为资产之外，其主要业务还包括为新建工厂、办公大楼和商业地产提供融资保障。它是当时中国抵押贷款的主要发放机构，这项业务是1920年以来银行收益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雅莱告诉潜在的美国投资者，汇丰银行“称霸”中国上海、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同时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每一个主要港口和城市都开展了规模庞大的业务经营活动。多年来，它一直通过汇票、信贷、承兑、汇款和其他业务，为亚洲贸易提供金融服务，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银行。至于外汇交易，汇丰的记录极其出色。雅莱指出：“长期以来，对每一位商人或银行家来说，中国乃至亚洲的外汇交易问题令人深感头痛。在过去77年里，汇丰银行一直是中国外汇市场上的中流砥柱，据我们所知，它经手的交易从来没有出现过严重违约的情况。如果把它放在1865年以来中国政治、金融、外交领域出现巨变的背景下进行考虑，与银行业遍地危机和困境不断的境况相比，这个结果弥足珍贵。人们必须承认，汇丰在外汇交易上独树一帜，无出其右。”
雅莱还介绍了汇丰的其他业务，指出汇丰还承担了在西方国家通常都由政府管控的央行职责或国库所发挥的作用。从一开始，它就发行纸币，特别是港币，“这是远东地区多年来最稳定和坚挺的货币单位，对香港作为贸易中心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汇丰也是中国最大的白银持有机构，并受托为中国政府保管财政收入。中国的官僚们和商人们害怕在政治动荡时期遭遇不测，无法保存财产，因此都青睐汇丰和其他外资银行，将其作为储蓄存款的不二之选。雅莱在报告中总结：“汇丰拥有出色的经营记录，总体而言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环顾整个美国银行界，根本没有类似的银行可以与它相提并论。尽管它是私人拥有并经营的银行，但是汇丰在亚洲所享受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相当于英格兰银行或美联储。几十年来，它的经营兼具赢利性和责任性，满足了中国乃至亚洲的发展需要。”事实上，现代研究也已经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汇丰是赢利水平最高的英国跨国或国内主要银行，到了30年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