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管一生的教育

齐大辉十多年家长教育的智慧结晶
罗崇敏、孙云晓、陈建翔、杨志喜等倾情推荐
50个真实案例，解决家长难当的难题
16个原理原则，教你做好爸爸好妈妈语言幽默诙谐
★机械工程师出身的齐大辉教授，从事过企业工程师、政府公务员、香港华润集团经理、美国律师行顾问、中美大学教授等多种职业。1999年归国转战中国家庭教育战场，通过解决学生问题进入家长教育领域，开创中国家长教育先河。
★《一次管一生的教育》是齐大辉教授十多年中国家长教育实践思想精粹的通俗读本，在中国利用科学语言、工学原理、操作工具、百姓口诀来有效解决社会情绪与家庭问题堪称一绝，是一种学术理论与应用实践创举。其看图说话的图表说理风格，独树一帜；用人性动力、公约工具、提醒道具、武术口诀来引导家庭行为改变的有效方法，已在全国形成一种教育风格；全国近30多个城市、200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30多万家庭的操作应用与案例证明，他研究的家庭、学校、社区协同教育模式与家庭公约操作工具是我国教育改革突围的一项利器。
★齐大辉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逻辑，家长教育是家庭教育基础、公民素质源头、学校教育支点、社会教育抓手。本书对家长教育研究有深度、有广度，既高屋建瓴，又深入细微，生动活泼；该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严密的逻辑性和高效的实用性。
★书中的原理不仅仅适用在家庭教育方面，在同事之间、干群之间、邻里之间、夫妻之间同样适用。

《一次管一生的教育》是齐大辉教授历时十多年从事中国家庭科学研究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集结了齐大辉教授对当代中国家庭文化与家长教育问题的长期调研思考、经验总结、独特见解和经典案例。
齐大辉教授善把复杂的教育道理简单化、图像化，善用工程学的科学原理与工具来解决家庭教育及社会实际问题。本书是齐大辉教授厚积薄发的开创性之作，不论从思维到方法，还是从理论到实践，都将给读者带来家庭问题的理性思考和科学方法的独特体验。
《一次管一生的教育》通过深入浅出的哲学几何图表与案例教学方法，破解“家长难当、孩子难做”的家庭与社会难题，让家长掌握“一次管一生”的精确教育的技能，从而达到成人成熟明理、孩子快乐进步、家庭和谐幸福的目的。

齐大辉，现任中国家长教育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员、北京书同教育科技研究院院长。中国“家长教育”创始人之一，受到30多万家庭追捧。齐大辉开创的《家庭公约》先后在30多个城市的妇联系统、2000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应用。长期在清华大学职业经理人训练中心、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等机构讲授“家长教育”系列课程。先后应邀做客十多家电视台的家教节目。独创“用工学原理解决家庭问题”的实践手段，跳出教育搞教育。善于自制图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提倡与孩子讲约定、操作方法口诀化，吸引众多家长成为粉丝。

“三无”家长
大部分家长属于“三无”人员：没有知识准备，无知；没有科学方法，无法；随着孩子的成长，到高中就变得“无奈”了。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为人父母的“家长”岗位，步入漫长的教子成才之路，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一个个婴儿培养成为一个独立、负责、能与人和谐相处并有生存能力的人。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件事情比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父母更艰巨、更任重道远的了。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块璞玉，但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是合格的工匠。如果用一个打趣的词语来形容我们的家长，大部分家长则属于“三无”人员：没有知识准备，无知；没有科学方法，无法；随着孩子的成长，到高中就变得“无奈”了。
如果问今天中午吃什么，我们马上就能说出很多饭馆以及拿手菜的名字。但如果问我们有关教育孩子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却鲜有人知。
有一次，我去朋友老张家做客。正和老张聊天时，他12岁的孩子峰峰从屋里走出来，说：“爸，我跟刘小刚去玩啦！”
老张着急地问：“刘小刚是谁呀？”
孩子说：“告诉你也不知道！”
老张立刻就火了：“你这孩子，怎么跟家长说话呢……”
孩子跟他争执了几句，夺门而出。
老张接着对我说：“你看看这孩子，真是拿他没办法。我们现在一说话就争吵，我都管不了他了。老齐，你赶紧帮帮我！”
我安慰了老张几句后，告诉他：“孩子的教育要注重‘3个10年’。第一个10年，孩子的行为规范和习惯养成需要家长指导，孩子的生活需要家长全程监护，此时的孩子对家长是无条件服从。第二个10年，孩子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处于转型期、青春期。教育此时的孩子如同放风筝，没有绳子或绳子太短，风筝是飞不上天的。绳子必须长度合适，风筝才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自由飘动，风筝才能放得又高又远。当孩子成长到第三个10年时，我们多数家长对待大孩子还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呵护，让孩子按父母设计的路线来走——孩子想当设计师，家长坚持让孩子做公务员；孩子想做工程师，家长偏让孩子当医生……此时家长应该放手，让孩子自己选择，自己成长。
“峰峰正处于成长的第二个10年，有了一定的独立性，你应该适当放手，不能再用第一个10年的方法来管孩子。”
之后我又出去找到峰峰。
我俩坐在操场的看台上，我问：“峰峰，你知道爸爸为什么生气吗？”
他摇摇头：“齐叔叔，我爸爸简直不可理喻。刘小刚就是刘小刚嘛，我怎么解释？！”
我语重心长地说：“其实爸爸这样问你是关心你。你可以这样回答爸爸：第一，刘小刚是一个三好学生。这是告诉家长你的玩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我们一起打篮球。这是告诉家长你去干什么。第三，我保证7点回来。这是跟家长做好约定，按时回家，让家长放心。”
峰峰听后会心地笑了：“齐叔叔，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
孩子需要实际的帮助，但是家长帮助的手段和方法通常没有经过训练，家长的“无法”导致很多事情“好心不得好报”。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是受害者。其实，家长也是受害者。
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很多行为习惯慢慢定型。家长的无知、无法一旦错过了最佳的教育时节，家长就会进入到“无奈”的状态。
环顾四周，我们身边的“傍老族”“啃老族”屡见不鲜。这些年轻人身上存在共同的缺点，例如不求上进、害怕竞争、责任心差、勤俭意识淡漠等。加之父母溺爱、就业压力大，导致从整体趋势看，年轻人的“离巢期”有延长的趋向。此时我们再想改变孩子，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家长从无知、无法到无奈已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此时，多数家长也将放弃教育，而“收拾残局”将是社会的事了！可你知道收拾这个“残局”的“社会成本”有多高吗？目前在我国还查不出相关的数据统计。据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资料显示：如果一个家庭走出一个犯罪青少年，其一生要耗费纳税人的社会成本为200万至250万美元。
我们病了可以去医院，缺东西了可以去超市，但遇到家庭问题时我们能去哪？能找谁？能学什么？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我们既没有地方去，也没有人能问，更没有系统的教育可以接受学习。更何况我们成人也未必能放下现在的功名利禄真正地去学习。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孩子的教育问题重要但不紧要，更准确地说家长都处于口头上“重要”，但行动上“不紧要”的状态。家长愿为孩子的学习“付费”，却不愿为自身补习“买单”。孩子不出问题就“欢天喜地”，一出问题便“乌云蔽日”，根源就是绝大多数家长都缺少科学、完整的人生常识，缺少正确的教子观念、方法和工具。家长要摆脱“三无”状态的煎熬，需多读书、读好书、交高人，尽快开始“三自”运动——自醒、自救和自修，实现由“自然型”父母向“有效型”家长的转变。只有家长合格了，孩子才能合格。
有责任心的家长，不是等待而是行动；有智慧的家长，不是抱怨而是学习。只有将愿望付诸行动才不会再错过，不错过才能自救而不后悔。

从学生教育到家长教育
国民素质从娃娃抓起，娃娃素质从家长抓起。每个合格公民都是从一个具体的家庭中走出来的。今天的我们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明天我们的家庭、社会、国家与民族将收获什么样的未来。
生活中一提到“教育”，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教育的对象——孩子。然而，要想教育出一个合格的孩子，首先需要家长合格。
我从1999年开始进入教育行业。那时我从美国回来后，和一起回来的几个朋友筹办了“金桥工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首都经贸大学华侨学院，我担任学院的副院长。
我们学院的学生比较特殊，大部分想出国留学，这其中又有许多学生想去美国。但他们的学习成绩一般，甚至是不太好，当然家境都比较富裕。
一心想出国的这些学生，一进学校就出现很多问题：在学校不愿接受管理，学习不努力，学习习惯也不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家长、老师和学校之间的冲突。学生和老师之间也冲突不断。这些冲突常常反馈到我这里，需要我来解决。
2003年之前，我经常出面解决学生、家长、老师之间的这些问题。我发现大部分家长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是不成熟的，而家长、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思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疼的事。这里面存在很多矛盾，但只讲道理是没有效果的。教育不是讲道理，教育是需要解决问题的。要将大家的思想统一，协调到一起，最后达成一致。比如：有的学生要不要出国，要不要退学，学生和家长之间的矛盾要怎么去化解等等。
后来，我发现孩子的问题本质是家长的问题。如果家长不配合学校，学校的事情就很难解决。请家长、孩子和教师一起来沟通，有的有效果，但大部分效果不好，而且大家都特别累。我在和家长、学生的谈话过程中，感到他们特别情绪化，而且有的观点特别偏执。还有一个问题——校方和家长之间沟通也很困难。那么，如何才能够既省时间，又能够解决家长、学生的情绪化问题呢？
处理这些问题，有时我动用一些有社会地位的朋友出面来解决，有时让这些朋友的孩子进行互动来解决。只要能想到的办法，我都用过。我发现就教育搞教育，死水一潭，只有跳出教育搞教育才有出路。
经过总结，我发现采用非口语方式和老师、家长、学生沟通效果最好。
我先制定一个表格，然后同一个问题问不同的三方，即老师、家长和学生。这种非口语的方式就相当于刑侦学中的取证。再将三方的意见放到一起进行比较，这叫作对质。一个问题，三方说法往往都不一样。尤其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差异特别大。有时只是观点不同的问题，有时则是某些人在撒谎。
我把这些问题整理完以后进行批注，再制作一个统计表格，找出其中的共性规律。这时，我发现家长之间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学生之间也有许多共性的东西，老师之间同样如此。发现规律之后，我便和大家进行沟通。先在熟悉的家长、同学之间沟通，做实验，慢慢地找出了很多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共性规律。
有的时候，我把与所有参与者的交流都录音，有时还进行录像。这样不但可以完整地记录沟通的过程，还可以反思自己在沟通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是不是我把自己的喜好、观点强加给了家长和学生。我将这些信息都整理一遍后发现，如果用沟通去解决问题、冲突，需要将“空间分割、时间滞后”，这是很重要的沟通原则。
有些家长和同学前后的说法不一致，我就拿出这些家长、同学之前的想法和意见，马上回放录音、录像。之前是怎么说的，现在是怎么说的，中间产生的误差又是怎么回事，需要他们给我一个解释。通过这种方法，不但能特别有效地解决问题，还可以让大家的神经系统都紧张起来，认真对待自己的问题。
人是很容易自己骗自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为”。这个“认为”到底客观不客观；前边的认为和后边的认为、刚说的认为和现在的认为，可能已经变成两回事了。解决学生的问题需要我们一起解决，而不能用自己的“认为”去说话。我们都可以表达，但一定要真实，有了不同意见，要不争对错，只找问题，然后再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我们找有效的方法，不找情绪化的途径。
对学生的问题我采用倾听的方法，对家长和老师我采取对质的方法。这一整套的方法，实际上不是教育学的方法，而是刑侦学的方法。在经过“侦查”、“取证”、“对质”之后，大家意见容易达成一致。后来无数次证明，这是一套非常实用且有效的方法。
我喜欢采用工学、刑侦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比较理性，也非常有规律性。我边实验边查阅相关资料，做了大量的记录。最后总结发现，家长最根本的是缺乏常识、缺乏工具，不能为孩子提供一次管一生的精确教育；另外，家长总在嘴上说重要，但自己做起来并不紧要。许多事只放在嘴上，不放在腿上。
“非典”时期，我被困在国内，哪里也去不了。我利用这难得的清闲静下心来研究家长教育及家长问题。我经常就这些问题请教学院教育系的一些教授，通过吉米·葛兰特教授我才知道什么叫家长教育。
“非典”过后，我痴迷于家长教育的研究。为此，我专程去国外一些大学做访问。我发现，家长教育在国外一些大学中是一个独立学科，当时在 国外搜集了很多的相关资料。回到国内，我想找一些专门研究家长教育的老师来学院授课，但发现很难找到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请教了许多专家学者，也分不清家长教育和家庭教育，大多数人认为是一回事。后来，终于找来了与家长教育相关的专家，但发现专家在讲课的过程中只讲观念，可操作的方法非常少。于是我就自己看书、上网搜集国内的相关资料，但令人惊讶的是国内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或是一种历史的使命。我搜集了大量相关的图书，发现国外的图书具有一定的操作性，而国内图书的可操作性非常差。多数图书都是案例形式的多、讲故事的多、发感悟的多，但缺乏理性的原理和可操作的方法。自此之后，我把其他项目都停了下来，真正开始潜心研究家长教育，成了这方面的“专业户”。
为了做研究，开始我接触的多是大学生，后来更多的是中小学生，还有幼儿园的学生和家长。起初我按照自己的方法，和家长一起编剧本、演戏，给孩子设计“圈套”，让孩子往里“跳”。看孩子能不能往里跳、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再进行调整。我绞尽脑汁想的各种各样的方法，都一一进行实验，发现一些方法还真能解决问题，起到一定的效果，这也是它一直吸引我来研究的关键所在。在此期间，我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很多人邀请我去做讲座，也有许多朋友来找我交流。
2004年，我与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联合成立了中国家长教育研究所，我们共同承担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十五”课题——家长教育和谐社区。我们在辽宁鞍山市和当地妇联、教育局共同启动了“辽宁省百万家长教育工程”。鞍山市缘此在全国“争做合格父母、培养合格人才”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中成为示范地区。鞍山市排前50名的家庭教育顾问都是我们培养的，大连市同样也是如此。
我是学工科的，做事喜欢先设计说明书，然后做实验，做完实验再写实验报告。我自己开始一点点实验，后来越搞越深入。虽然经济一度拮据，但我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研究家长教育需要实验数据的积累，于是就咬牙继续往前走。
我们在全国选了很多试验区，南到海南岛，北至黑龙江齐齐哈尔，西达海拔4?000多米的新疆喀什。要搞科研，就不能一心二用。北京朝阳、辽宁大连、河南商丘等都是我们的实验区，我们一做就是7年，宁夏银川做了5年。我们还在孩子的学校教育系统、成人的工作单位系统和生活社区系统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和应用，并对推广平台、系列教材、操作工具不断进行试验和科研总结，至今已走过了11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