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孤单的身影像一张移动的地图
——邰筐
2016年春天我终于到了布拉格。在卡夫卡出生的那栋沉暗的楼下，我想到卡夫卡并没有最终完成的长篇小说《城堡》（1922年）里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因为种种不可知的原因至死都未曾进入城堡的测量员又何尝不是当下很多中国诗人的隐喻——在城市化的道路上他们有的永生都不可能真正融入城市，也不能倒退着再次回到故乡去——也许只有清明时节那些失魂落魄的外乡人才会来乡下完成类似于招魂的仪式。
谈论邰筐的诗歌，就一定要放在城市化的空间——这是精神断裂的地带。邰筐的诗歌里有那么多的暮色和夜色，有那么多方向不明的火车在轰鸣，而火车并不能引领人们去“远方”。新世纪以来跟风性的乡土诗和城市诗写作已成为主流性的趋势，但是真正以融合和开放的视角来审察、检视生活与写作关系的少之又少。换言之，诗人在城市这里如何完成“变形记”？“城市寓言”该如何有效地被讲述？诗人该如何进入并穿过那座光怪陆离又阴森喧嚣的“城堡”？
当年顾城关于北京有一组极其诡异和分裂的诗《鬼进城》，这是极其准确的迷离又真切的城市寓言。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涂满了鲜艳油彩的巨大机器。它使人神经兴奋、官能膨胀，使人处于迷茫而不自知的境地。在全面城市化的时代，诗人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接合部，但是多年来成熟有效的“城市诗歌”仍然阙如。诗人，就是要以可靠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想象来呈现时代精神的特殊群体。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时代转换中，诗人开始了迷茫之路上异常艰难的诗歌行程。在那一代人的诗歌写作中包括王家新、欧阳江河、张曙光、陈超、于坚、多多等人在内其诗歌写作中出现了大量的冬天场景和风雪的意象谱系，而这呈现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诗歌精神。那么，对于邰筐这样的只能生活在城市空间（没有任何别的选择）的年轻一代写作者又呈现了怎样的时代精神呢？这使我想到的是“诗人”的命运。同样是在70后同代作家的诗歌之外的其他文体写作中也已开始了对诗人与市场和城市生活的无奈追问——“二十年前，天空比现在还粗鄙，整个社会充斥炫耀的气息，我是一名清瘦的诗人，将自己养得又穷又倔强，不过在终于有重金意外掉下时，还是沦陷进去。宁波商人胡海云仅因为在《诗刊》上看见我的一首长诗，派司机千里迢迢来接，让我给他写一部传记。我允诺了。”（阿乙《发光的小红》）邰筐则注意到了小说家和诗人之间的差别所在——“小说家善于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无限地放大和复杂化；而诗人却需要把对这个世界的复杂经验尽可能地简单化。”
对于当代中国诗人而言，城市、广场、街道、厂区、城乡接合部、“高尚”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或者声嘶力竭地批判，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邰筐则在介于夜晚和清晨之间的“凌晨三点”——黑夜不是黑夜，白天不是白天——这一深具象征性的时间节点唱出了并不轻松的城市歌谣——更多的时候是讽刺剧、挽歌、夜歌。邰筐在农村与城市的尴尬交锋中的疼痛而冷静地迹写。凌晨三点，正是城市所天生具有的症候——如此含混、暧昧、扭曲、变形。凌晨三点的时间过渡区域上尽是那些失眠、劳累、游荡、困顿、卖身、行乞、发疯、发病的灰蒙蒙的“人民”。而挥舞着扫帚的清洁工、诗人、歌厅小姐、糁馆的小伙计在“黎明前最后黑暗”的短暂相聚和离散正是都市令人惊悚而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的真实留影。
邰筐曾在1996年9月用7天的时间走完长达1100里的沂河。邰筐无疑是有行走能力的诗人，这一能力既指向了一个诗人的阅历也关涉一个诗人的观察能力和转化能力——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转换为语言现实和精神现实。对于诗人来说，最难的莫过于对自己熟知的事物、环境和生活不停发现和再次命名。波德莱尔命名了他那个时代的城市境遇，那么中国诗人是否已经写出了对应于中国城市生活的诗作？
邰筐如是说。
你生在巴黎却好像一天
也没在那里呆过
你比我早生了150年
中间隔着的不仅仅是
一条世纪的河流
和缺少一辆北京到巴黎的马车
不能一起喝酒吹牛聊女人
我也只好暂且把全部的热爱
用汉语写成一首向你表达敬意的诗歌
秋风正吹过城市，吹过邰筐这位城市测量员疲竭的脸。邰筐诗歌中的城市浸染了秋冬的灰暗冷峻的底色，尽管诗人更多的是以平静、客观、朴素甚至谐趣、讥诮的语气来完成城市时代的“因果论”。
多年来随着不断的出游和对地理版图上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认识，我对诗歌地理学越来越发生兴趣。当年的保罗·克鲁曾在游记《骑着铁公鸡——坐火车穿越中国》中描述了从广州、上海到哈尔滨、新疆的“南北”见闻，而我想考察的则是新世纪以来城市诗歌的“空间”结构以及背后的深层机制。当1999年江非、邰筐以及轩辕轼轲这“三架马车”被渐紧的秋风吹透单薄的衣衫，这三个在临沂城的某一个角落席地而坐的青年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缩影。他们没有预料到扩建、拆迁和夷平的过程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降而来的。他们甚至在恍惚和不知所措中被强行带到了一个城市化的时代。一个诗人就是如此在真切莫名的现实生活中与时代建立了“肉贴肉”的关系——就如你每天早晚高峰挤地铁的情形同出一辙。
我总是在一些诗人朋友那里感受到城市生活所携带来的无奈、尴尬与疲竭感，这会使你怀疑在繁累的生存面前诗歌是否有存在的价值，“2004年一天的晚上，我来到了临沂城里。沿着东起基督教堂西至本城监狱的平安路往西走，妄图路过苗庄小区时，到在小区里买房子住下快有一年的邰筐家里留宿一宿，和他谈一些生活上的琐事，以及具体生活之外的人生小计，实在无话可说了，甚或也说一些有关诗歌的话题”（江非《记事》）。
2008年秋天，邰筐扛着一捆山东煎饼来到北京，而此时的临沂和北京已没有太大区别——临沂已经成为巨大的甚至规模超出常人想象的商品集散市场——“批发市场上空的月亮”以及降临。我见证了多年来邰筐在北京的打拼，他最初来北京的时候只带了几百元钱。同时我也见证了一个“外省人”愈来愈清晰的诗人性格。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心灵与农村的软”与“生存与城市的硬”如此强硬而悖论性地进入了生活和诗歌，“‘北海’是现实中的故乡，‘南海’是精神的故乡。一个人一生的写作，就是从北海到南海的迁徙过程，就是从现实家园出发，去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
1936年卓别林《摩登时代》正在21世纪的今天重演——人与机器的战争、城市与故乡的对垒。对于当年的曼德尔施塔姆而言城市在诗歌中尽管也是悲剧性的，但是仍然是熟悉的记忆，“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但是对于邰筐这样经历了由乡村到城市、由故乡到异地的剧烈转捩的一代人而言，他们仿佛是突然之间由乡村被空投到城市。由此，卡夫卡式的陌生、分裂、紧张、焦灼成为了邰筐这样的“异乡人”集体性的时代体验和诗歌话语的精神征候——这是诗人特殊的“孤独疗法”。
取白日梦一个
乡愁三汤勺
金银木的红色籽实五粒
爱情、信仰各七克
清风八钱，月光九片
去皮，捣碎，研成沫
借杜甫的一声叹息
做药引
舀一瓢沧浪之水浸泡
用灵魂煎，让岁月熬
一把命运的老砂壶
缓缓倾出人生的苦
不多不少，每次一碗
趁热喝下，如饮甘露
甚妙甚妙。此方
不在《本草纲目》
可悲和荒诞的是我们在城市和工业、欲望之都的狂欢节上成了出生地和精神故乡双重的异乡人，成了真正的无家可归者。无论是江南还是北方，都已经沦为了商业时代导游图上的一个利益坐标和商业的布景和道具。城市里的波西米亚者和午夜幽灵一样的精神游荡者已经从波德莱尔的巴黎来到中国的各个城市！邰筐的诗歌在冷静与深刻中呈现了语言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摩擦力和临床一样的病理特征。但是，邰筐不是一个单纯的乡土主义者，更不是一个沉溺的城市市侩，而是在乡村和城市的左右夹击中试图做一个清醒的言说者和“完全的人”。
当诗歌不得不参与了现实生活，那么这种写作也不能不是异常沉重的，写作就此成为一种命运。这让我想到了吉尔·德勒兹的一句话：就写作和语言而言“精神病的可能和谵妄的现实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的。”
邰筐以影响焦虑症的话语方式印证了典型性的个人存在和“异乡人”身份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复杂命运。命定的“离乡”和无法再次回到的“故乡”成为双向拉扯、撕拽的力量。由此，身份确认、辨认口音就是邰筐在诗歌中所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所以，他要在暂时的、错位的、可疑的身份中不断自我定位、矫正、寻找又不断狐疑、游离、漂移和流落——“他孤单的身影像一张移动的地图”。
一个夜晚，我穿过无数条街道
又绕过几个高架桥
突然就找到一片废弃的工地，有几个晚上
我要去松土，就找来了铁锨和锄头
我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农
还弄出了整齐的垄沟
春不误种，秋不误收。我很快就收到了
老父亲寄来的一包菠菜种
可接下来的无数个日子
我却再也找不到那块地了
邰筐把这一切真的现实转换成了时代寓言，正如这首《菠菜地》一样——老父亲从乡下寄来菜籽，而菠菜地几乎在城市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邰筐的《臭虫的吃法》《在珠海洗温泉浴》《火葬场》这样的诗让我想到了“世说新语”，当然也想到了太过于流行的卡夫卡的身影。
蒙羞和耻辱，尴尬与不适，成了诗人绕不开的心理渊薮。邰筐并没有因此在诗歌中“水深火热”“苦大仇深”而是以冷峻的观察、知性的反讽以及自审意识抒写怪诞的城市化寓言。他一直追问的是安顿灵魂的“远方”是否存在。孔孟之道的濡染也使得邰筐的诗在时间性体验之外带有某种文化挽歌的性质。因为具体到邰筐及其写作，“异乡”“故乡”总是相对于“山东”而言的——邰筐这里“装着一个省的孤独”。他的身体里“埋着曾祖父、祖父和大伯父。那些死去的亲人”——“失败者的比喻总是令人愕然和陡生伤悲。中年如溃败之堤，/如演到中场就散了的戏。没了演员，没了观众，只剩下，/一套空空荡荡的戏袍，躯壳般，兀自朝星空甩着水袖。”多年来邰筐特殊的记者身份以及行走状态使得他的诗歌愈益开阔且不失尖锐。
邰筐诗歌的视点既有直接指向城市空间的，又有来自于内心深处的。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关于城市和这个时代的廉价的道德律令和伦理性写作者，而是发现了城市和存在表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和晦暗的时代构造。他所承担的不只是一个城市化生活的尴尬寓言的发现，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外省者”的心态、视角能够更为有效地呈现城市生活中的“诗意”和“非诗意”地带。尤其是在《一个男人走着走着突然哭了起来》这首诗中一个现实或想象中的城市“外乡人”感伤与哭泣正像当下时代的典型“风景”。这也是个作为城市生存者痛苦不已的灵魂史和精神见证，“他看上去和我一样/也是个外省男人/他孤单的身影/像一张移动的地图/他落寞的眼神/如两个漂泊的邮箱/他为什么哭呢/是不是和我一样/老家也有个四岁的女儿/是不是也刚刚接完/亲人的一个电话/或许他只是为越聚越重的暮色哭/为即将到来的漫长的黑夜哭/或许什么也不因为/他就是想大哭一场”。他持续性的质疑、诘问和反讽意识则使得他的诗歌带有“发现性”的质素。邰筐在这些为我们所熟悉的城市生活完成了类似于剥洋葱的工作。在他剥开我们自以为烂熟的城市的表层和虚饰的时候，他最终袒露给我们的是一个有些异样、陌生的内里——这甚至会让很多自以为熟知城市空间的人有些不知所措。
“城市靠左”“乡村靠右”“我靠中间”正是一个清醒的观察者、测量者和诗歌写作者最为合宜的姿势。从城市黑压压的行色匆匆的人群中突然伸出的巴枯宁一样的手以及被噪音遮蔽的《国际歌》显得如此唐突。一切都沾染上了虚弱无力的情欲和城市妄想症的味道。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无力站在公共空间里成为一个启蒙者。只有一个个小小的蜗居、公租房、地下旅馆是真实的，它们可以暂时安眠一个个年轻或正在衰老的身体。邰筐懂得诗歌绝不是用经验、道德和真诚就能够完成的，所以他做到了冷静、客观、深入。邰筐所做过的工地钢筋工、摆地摊、推销员、小职员等近20个工种对他的人生历练和诗歌“知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邰筐诗歌中的城市叙事具有大量的细节化特征，但是这些日常化的城市景观却在真实、客观、平静、朴素和谐谑的记录中具有了寓言性质和隐喻的特质。值得注意的是邰筐的城市抒写更多的是叙事和戏剧性的场景，但是这种叙事和对生存现场的关注与1990年代以来被不断误解的所谓“叙事性”是有区别的。正如吴思敬所说“这样的诗，是叙事的，又是抒情的；是厚重的，又是轻灵的；是扎根于大地的，又是展翅欲飞的。在当下诗歌‘叙事’扑天盖地，‘生活流’到处泛滥的时候，尤其值得肯定”。
邰筐使诗歌地回到了生活和生存的冰点与沸点，从而在不断降临的寒冷与灼热中提前领受了一个时代的真实，“我常常想起这样一些人：19世纪巴黎的某个小酒馆参与密谋的波希米亚流浪汉，旧街区的几个拾垃圾者，彻夜在巴黎街头游荡的波德莱尔，每天晚上都要走过大半个伦敦的狄更斯，在芝加哥和屠夫及乡下小伙混在一起的桑德堡……当流水线的节奏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节奏，诗人的心只有在大街和大众之中才能得到应和。波德莱尔、狄更斯和桑德堡正是在人群中思考，在游走中张望，才获得了诗歌所需要的那种冷静而深刻的力量。”（邰筐《每个诗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远方》）在我看来这正是具有现实感的诗歌——而“现实感”绝对不硬性地等同于“现实”。邰筐的很多相关诗作并不是现在流行的“底层写作”，而是为这类题材的文本提供了另外一个入口和切口。这对于时下愈加流行的粗糙的、浮泛的“打工诗歌”和“城市写作”具有启示性的作用。换言之这些一哄而上的“真实”“疼痛”的诗歌类型恰恰是缺乏真实体验、语言良知以及想象力提升的。吊诡的则是这些诗作中不断叠加的痛苦、泪水、死亡、病不仅缺乏难度而且缺乏“诚意”。它们不仅达不到时下新闻和各种新媒体“直播”所造成的社会效应，而且就诗人能力、想象方式和修辞技艺而言它们也大多为庸常之作。我这样说最终只是想提醒当下的诗人们注意——诗歌应该是有难度的。我不期望一拥而上的跟风写作潮流出现，然而事实却是各种媒体和报刊尤其是“非虚构写作”现在已经大量是关于底层、打工、乡土、弱势群体、城中村、发廊女的苦难史和阶层控诉史。在社会学的层面我不否认自己是一个愤怒者，因为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的虚假、不公、暴力和欲望。但是从诗歌自身而言我又是一个挑剔主义者，因为我们已经目睹了上个世纪在运动和活动中诗歌伤害的恰恰是自身。城市就像寒冷大雪背景中的那个锋利无比的打草机撕碎了一个个曾经在农耕大地上生长的植物，也同时扑灭了记忆的灯盏。郊区、城乡接合部、城市里低矮的棚户区和高大的富人区都在呈现着无限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病，而其间诗人的乡愁意识、外省身份、异乡病和焦灼感都“时代性”和命运性地凸现出来。
在黑暗冷硬的城市的景观中邰筐一次次用诗歌来维持“异乡人”内心的平衡。
己丑年九月九日
我忙于加班，无法登高
只好趁傍晚，爬到鲁谷小区住宅楼的顶上
向兄弟们所在的南方，望了又望
晚近时期邰筐关于城市的诗歌具有象征性的快速的“便条集”特征（比如《赞美》《一座摩天大厦主要由什么构成》），他采用穿越空间的抽样式的百科全书的写作方式。他总是尽可能地将各色人物、场景、事物、事件等碎片化的现实以共时性的方式拼贴、挤压在一起。这样密集而快速的意象话语空间形成了空前的紧张感和压迫感。这时的邰筐在诗歌中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了一个清醒、审慎的具有救赎意识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城市空间和现代工业流水线拒绝被复制和同一化而仍坚持独立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写作者。
秋风吹来，吹过城市测量员疲竭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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