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採訪，亞洲問題專家揭披「福布斯」富豪不願告人的一面：李嘉誠、霍英東、何鴻燊、謝國民、林梧桐、陳永栽……超級富豪們的發跡史、商業經和高尚生活

產品特色

編輯推薦

★★★《華爾街日報》推薦本書為「**亞洲主題書籍」！
★★★《泰晤時報》盛讚這本書「發人深省」、「極具原創性」！
超級富豪們的發跡史、生意經和高尚生活
◎“華裔大亨多為白手起家”，這是一個慌言！真正白手起家者，只佔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數大亨，均在某種程度上靠祖蔭或父蔭起家。該地區真正發達的商人，多為第二代而非**代。
◎商業大亨每天要工作16-18小時！這真是不可思議！但若刨去他們做按摩、打高爾夫球、看報、參加商務晚宴、打紙牌等必要時間，所剩的「工作時間」無幾。其主要精力多花在給「奴隸頭目」們佈置任務上。
◎不務正業、專搞權錢交易、以權謀利的政治菁英才是1997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禍首！

內容簡介

《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披露了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的超級富豪們並不那麼光彩的致富之道。詳細說明了包括印尼蘇哈托家族、菲律賓馬可斯家族在內的東南亞豪門巨族是如何在短短幾十年間建立起了強大的商業帝國的。
對李嘉誠、何鴻燊、謝國民、林梧桐、陳永栽等香港、東南亞商業巨賈的發跡史和商業經均有詳細的介紹。

作者簡介

喬‧史塔威爾(Joe Studwell)，資深中國事務觀察家，《中國經濟季刊》(chian Econom Qquarterly)總編輯和《中國熱》(The ChinaDream台灣譯名)一書的作者，在歐亞各地擔任自由撰稿人及媒體主持人長達10年。 1991年至2000年間常駐香港及北京。

目錄

引言
作者按語
部往昔的教父
章歷史背景
一心圖謀的擔負
大遷移時代
變變變
時勢所造
民族主義和階級——前奏
首先是一場美麗的戰爭
民族主義與階級： 徒有虛名
紅毛丹會議
一次徹頭徹尾的交易
蘇加諾的香檳社會主義
烙上時代精神印記的經濟學
香港和新加坡的狀況
縮寫中的後一個詞
第二部如何成為戰後教父
第二章如何成為教父之一
——適應
同時，在城鎮…
請躺在沙發上
我們出身卑微
選擇性的節約
父親大人
沒有責任的權力
結論
第三章如何成為教父之二
——核心現金流量
卡特爾，到處都是卡特爾
食利者，過去與現在
關係的真正發源地
關係不是竹網製成的
核心現金、縱向整合、隨機的多元化
第四章如何成為教父之三：建構一個機構
——「奴隸頭目」與鬼佬隨從
圈外人中的圈外人
鬼佬王國
但是為什麼要現代化呢？
第五章如何成為教父之四：
銀行、貪婪的銀行以及
資本市場的樂趣
匯豐銀行的由來…
總是說「是」的銀行
一群優秀的銀行家
錢在哪裡
然後就有了證券市場
歡迎加入集團公司
別搖晃船隻
掠奪的藝術
一家銀行，多家銀行，然後市場
第三部當代教父：保衛珍寶
第六章1990年代： 狂喜與清算
雙腳離地
本該更清楚
該死的經濟學家
扳機和槍
焰火
危機去了俄國，又回來
部分大亨的嚴重危機
有限的管制解除
加上這項改革
醫生現在要接你了
暗箱操作藝術
陽光地帶，某些陰影
第七章結語： 這愚蠢的政治
帳單
政治
馬來西亞和印尼的變體
可預測的新加坡
香港： 有別於週邊地區的另一類領導者？
更有效的模式
對免費午餐說不
後，好消息
那麼晚安，教父們
人物表
主要參考文獻
附錄圖表
致謝

前言

亞洲「教父」面面觀（代序）
1997年創辦《中國經濟季刊》（CEQ）的史塔威爾，自1980年代開始在亞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從事新聞工作。 90年代，他替《經濟學人》的商情部門（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簡稱EIU）寫過大約十本與中國經濟發展有關的小冊子，算是「中國通」。 2002年他的《中國熱》（China Dream的台灣譯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國市場資訊書刊多如牛毛的書市，足見該書言之有物，大受市場歡迎。史塔威爾2007年出版的《亞洲教父》，亦頗有可觀，書的原名令人以為集中「揭發」香港「教父」的種種，其實不然，因為對新馬泰印（尼）菲的著墨不少甚至更多。
在未及正題之前，必須指出作者強調讀者不可視“教父”為“有組織犯罪組織領袖”，他不過借用這個帶有“羅曼蒂克迷思”的名詞，以形容“家長式統治、大男人主義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壇天地線之巨賈，對於「教父」的稱謂，史塔威爾要讀者不可當真。本書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歸類為有權無錢的政客與有錢無權的商人互補不足、合謀牟利組成無形“財閥集團”的重要人物，他們攻守同盟、壟斷市場、操縱價格、避免競爭、圍標政府合約，並以千方百計取得專利權。事實上這種種商界詬病，亦可視為善於鑽營、長袖善舞、全心全意為股東牟取利益的正常商業行為，與做非法勾當的教父大異其趣，因此必須加上引號，以示指的是對權勢炙手可熱的商業大亨，與黑社會教父完全不同。
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只勾結這麼簡單）及裙帶關係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 Puzo筆下（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臭名昭著的是蘇哈託的次子湯米（Tommy， 原名Hutomo Mandala Putra， 1962-），其行徑與西西里黑手黨教父無異，他於2000年（乃父於1998年下台）因受賄、盜竊國家財產（欠印尼央行十餘億美元）及非法侵占國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誌Tempo並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了了之）。湯米其後“上訴得直”，已於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借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並列，不加引號是不合理的。
大體而言，史塔威爾細說中國香港地區及東南亞諸國大亨發跡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區--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本來並無什麼可寫處，然而，史塔威爾的功力在從中梳理出他們發蹟的脈絡及發跡後的“生活規律”，絲絲入扣、合情合理，這便非等閒之輩所能辦，因而必須特為介紹。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徵。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這種發展模式，和戰後日本、韓國及中國台灣地區進行經濟改革、維持商業競爭，進而形成社會財富分配較公平，同時鼓勵了科學研究及人文發展，大為不同。非常明顯，從經濟成長及社會發展觀點看，日、韓及中國台灣地區走的才是正途。
因為這種緣故，亞洲地區的經濟離全面自由甚遠。香港多年來被「選」為世界自由地區，特別是經濟學自由學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強調，令香港與自由畫上等號，對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茫和迷惑，因為在實際商業運作上，許多重要行業都受管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獨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難加入，市場基本上不自由，而這正是推動市場自由化的“亞洲共同市場」在亞盟多年努力後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爾書中對亞洲「教父」的剖析，新發現的事實不多，卻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讀者註意。其中比較突出亦令筆者有點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們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他就此訪問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贗武，王氏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王教授為研究華僑社會權威，這句話揭穿了眾多豪富為彰顯自我奮鬥，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出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也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瞭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沖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出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後，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政府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於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職）業成功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係，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至於那些有賺錢禀賦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產階級，只要娶個有錢有勢的妻子，便等於獲得向上爬的社會梯階、奠下良好的「商業基礎」；這類富翁數之不盡，史塔威爾順手舉出的便有李嘉誠、鄭裕彤、董浩雲、吳光正和蘇海文……泰國的逃亡總理他信在位時常說他生於窮鄉僻壤，少年過得甚苦，其實是“大話西遊” ，他出身清邁大戶，乃父為政府委任的地方稅款「包收人」（tax farmer），累積相當財富後從事泰絲、財務、建築及地產發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夠進名校接受教育，後入軍校，與將軍的女兒結婚，自此平步青雲、事業遂順，商而優則仕。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飛黃騰達……有個有錢父親，當然財星入庫、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組結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幾乎毫無例外，「教父」們在家庭及公司都有權威地位，這種「社會地位」當然是因他們的能幹與精明及有「叱吒風雲」個性而獲致，唯不可忽略的是，這與他們在生時緊緊擁抱財權不放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去年取消遺產稅，香港豪富再無後顧之憂，因此會做得更徹底。攤開上市公司年報，巨賈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權真是「無足輕重」；史塔威爾以新加坡地主（約佔全國四分之一的物業市場）黃廷方為例，今年77歲的黃氏至今仍持有過半數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長子黃志祥（羅拔仔）五十開外、白髮蒼蒼，是官地拍賣場的常客，為信和置業及尖沙咀置業的名義“話事人”，然而只分別持有這兩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權；雖然在“父傳子”的傳統根深蒂固的華人社會，兒子--特別是大兒子是財產合法甚至繼承人，然而，老人家謝世後冒出若干廬出子女爭產的事，時有所聞，那意味著遺產會被分散分薄--這種風險，是華人巨賈身後無可避免的風險。
《亞洲教父》指出， 坐鎮新加坡的黃老先生每天打電話查詢公司業務，這也許是黃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時前便到公司辦公的「原動力」；羅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業務，據說黃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鬆懈。史塔威爾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別是新馬泰的，其中年子孫，買汽車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徵詢老人家的意見，老人面有不悅之色，提議便自動取消；這種說法可能言過其實，不過，這樣做的後輩的確大有人在，但那也許是摸準了老人家慳儉性格故意討其歡心之舉--後輩必需討老人的歡心，以彰顯老人手握財權的「效應」。掌握財產控制權的另一個「效應」是有老人家在場，不管是開會或飲宴閒聊，後輩大都噤若寒蟬，不敢隨便發表意見；老人家對後輩「相敬如賓」的大有人在，而在家庭聚會、職員眼前甚至董事會進行中大發雷霆的事例，更不鮮見，已故金融業大亨馮景禧是代表者，《南華早報》在2003年2月的董事會中便出現了一次令眾董事十分尷尬的場面… …
我國外交老前輩顧維鈞的太太黃蕙蘭的自傳《沒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尼巨富黃仲涵（Oei Tiong Ham， 1866-1924，當年的世界「華人首富」）「終生迷戀女人與性，有十八位正式過門的妾侍，她們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東南亞「教父」手握財權，有無上權威和隨之而來的特權，包括隨心所欲與女性「上床」的特權。
東南亞“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動，“消息來源”大概是他們的“不肖”子孫和“怨偶”，與他們有密切接觸的投資銀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內幕消息」。根據史塔威爾的描述，「教父」們之所以多有此種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們的太太縱容而「性對象」供應源源不絕，得之全不費工夫；其次是這些「教父」大都沒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夥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尋求年輕女性的性慰藉，幾乎是的「解悶」方法。
東南亞「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難以理解的還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戲真做；他們對名譽學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賞賜，不惜多方鑽營、千方百計爭取，一旦到手便到處炫耀、沾沾自喜。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設勳銜，各大專院校每年頒布名譽學位必以「工商鉅子」為主要對象，榮譽紛至沓來，附於大亨名字之前之後的頭銜多多、蔚為奇觀， Dr.Sir有之，Tan Sri Dato Dr.有之，總之非常顯赫、十分熱鬧；而一些略識之無的巨賈訓示下屬必尊稱之為“博士”，當其秘書在電話中說“這是某某（如劉天就，80年代鞋業大亨）博士辦公室」時，不識時務不懂港情的洋記者笑破肚皮，外國記者俱樂部以此傳為笑談。
對各位的執著，皆因「身分危機」而生，近年另類「身分認同」的潮流是信耶穌，他們不惜高價將辦公大樓闢室改裝成教堂，出錢出力，辦「主日崇拜」及種種「屬靈」活動，此中以印尼「過江龍」香港力寶集團李氏家族和馬來西亞大財閥邱繼炳（Khoo Kay Peng，有不成文規定，下屬友人見之必尊稱為Dr.Khoo）以至新鴻基地產郭氏昆仲及恆隆地產陳啟宗（在美國讀神學並曾當傳道人）熱心。基督教與華人社會價值取向--特別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華人樂此不疲，馬來西亞ＹＴＬ集團楊氏家族一位大佬指華人是“變形蟲”，當他們精神缺乏寄託並感前路多變而政府又不能信賴時，「信教」便是不錯的安定情緒尤其是平衡他們「極富」帶來內心不安的精神食糧。
「教父」們的「選擇性節儉」亦令洋人大開眼界，他們中不少仍住在數十年前購下的古舊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節儉的身教示之兒孫，洋記者忽略的還有不願捨棄「發財寶地」的風水問題）；有人買下大屋後拆建為數間較小的物業，然後把它們賣出或分租，保留一間「賺回來的」自住。他們當中許多人支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為股東服務」。為此，史塔威爾指出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揭穿了「低薪之謎」。在收股息方面，恆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來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雖從高位略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應該保持，這二十年來，他僅從恆基地產收取的免稅股息便可能高達三億美元，唯數十億港元在千多億的身家中，小數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國擁有超過三萬個物業單位，這些年來美國樓價翻數番，加上私人投資基金，他的個人財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筆者希望他們會這樣做，如此，後之學者才能為他們撰寫與事實相近（即非隱惡揚善拍馬阿諛之作）因而有價值的傳記；一個人創造了以百億計的財富，肯定有過人的能耐，因此「益後人」的，不應僅限於金錢，而要把克服困難創業致富的經驗一併傳諸後世，才不枉此生。事實上，「教父」雖然富可敵國，然而，史塔威爾認為他們無論在企業管理和發掘及利用人才上，並無垂範後世的建樹（他們的ＣＥＯ是「奴隸頭目」、「洋人」是鬼佬。這是《亞洲教父》第四章的題目），那等於發大財卻在社會層面無法「立品」（不少巨賈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數例子中，那隻是他們為身後名的投資），令人引以為憾。根據史塔威爾的分析，「教父」只知道設法獲得專利，然後削減成本，提高邊際利潤率和絞盡腦汁交納少的稅款，與西方社會企業家在自由市場下競爭因此必須培養、聘請一流人才拓展市場進而對商業社會有貢獻，大不相同。
林行止
香港《信報》創辦人、著名經濟學家、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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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教父」面面觀（代序）
1997年創辦《中國經濟季刊》（ＣＥＱ）的史塔威爾，自1980年代開始在亞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從事新聞工作。 90年代，他替《經濟學人》的商情部門（EconomistIntelligence Unit，簡稱EIU）寫過大約十本與中國經濟發展有關的小冊子，算是「中國通」。 2002年他的《中國熱》（ChinaDream的台灣譯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國市場資訊書刊多如牛毛的書市，足見該書言之有物，大受市場歡迎。史塔威爾2007年出版的《亞洲教父》，亦頗有可觀，書的原名令人以為集中「揭發」香港「教父」的種種，其實不然，因為對新馬泰印（尼）菲的著墨不少甚至更多。
在未及正題之前，必須指出作者強調讀者不可視“教父”為“有組織犯罪組織領袖”，他不過借用這個帶有“羅曼蒂克迷思”的名詞，以形容“家長式統治、大男人主義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壇天地線之巨賈，對於「教父」的稱謂，史塔威爾要讀者不可當真。本書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歸類為有權無錢的政客與有錢無權的商人互補不足、合謀牟利組成無形“財閥集團”的重要人物，他們攻守同盟、壟斷市場、操縱價格、避免競爭、圍標政府合約，並以千方百計取得專利權。事實上這種種商界詬病，亦可視為善於鑽營、長袖善舞、全心全意為股東牟取利益的正常商業行為，與做非法勾當的教父大異其趣，因此必須加上引號，以示指的是對權勢炙手可熱的商業大亨，與黑社會教父完全不同。
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巨富，官商一體（不只勾結這麼簡單）及裙帶關係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項背，他們中不少行為真的有點像MarioPuzo筆下（也是後來的同名電影）《教父》中的黑社會頭目，此中臭名昭著的是蘇哈託的次子湯米（Tommy， 原名HutomoMandalaPutra， 1962-），其行徑與西西里黑手黨教父無異，他於2000年（乃父於1998年下台）因受賄、盜竊國家財產（欠印尼央行十餘億美元）及非法侵占國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個月徒刑，在獄中指揮“門客”，成功暗殺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無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開路搗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雜誌Tempo並毆傷多名記者（此事鬧上國際法庭，卻因沒有人敢做目擊證人而不了之）。湯米其後“上訴得直”，已於2006年10月“有條件”獲釋……把其他純商業大亨和這類借父蔭強取豪奪的流氓型人物並列，不加引號是不合理的。
大體而言，史塔威爾細說中國香港地區及東南亞諸國大亨發跡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區--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本來並無什麼可寫處，然而，史塔威爾的功力在從中梳理出他們發蹟的脈絡及發跡後的“生活規律”，絲絲入扣、合情合理，這便非等閒之輩所能辦，因而必須特為介紹。史塔威爾指出，亞洲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徵。是他們大都不是從事“興旺”的出口業，因為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為，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為上策。第二是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卡特爾，進而財源廣進。這種發展模式，和戰後日本、韓國及中國台灣地區進行經濟改革、維持商業競爭，進而形成社會財富分配較公平，同時鼓勵了科學研究及人文發展，大為不同。非常明顯，從經濟成長及社會發展觀點看，日、韓及中國台灣地區走的才是正途。
因為這種緣故，亞洲地區的經濟離全面自由甚遠。香港多年來被「選」為世界自由地區，特別是經濟學自由學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強調，令香港與自由畫上等號，對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茫和迷惑，因為在實際商業運作上，許多重要行業都受管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獨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難加入，市場基本上不自由，而這正是推動市場自由化的“亞洲共同市場」在亞盟多年努力後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爾書中對亞洲「教父」的剖析，新發現的事實不多，卻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讀者註意。其中比較突出亦令筆者有點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們熱衷標榜的“出身草根，童年過非人窮困日子”，說法太誇張、失實；他就此訪問香港大學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東亞研究所所長王贗武，王氏說“我未曾見過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賈”，巨富當然更不必說了。王教授為研究華僑社會權威，這句話揭穿了眾多豪富為彰顯自我奮鬥，成功編造「感人故事」故意貶低出身不盡不實的說法。
史塔威爾也曾以此事質疑「對世界局勢瞭如指掌」的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李爵士沖口而出，說白手興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東，便是從無到有的典型巨賈。史塔威爾不以為然，他指出邵爵士為上海紡織富商之後，李兆基的先輩是順德成功的銀莊主人，霍英東確是無產階級出身，但他獲英國政府獎學金入名校（皇仁書院，因“二戰「而輟學）就讀--在殖民時代，入讀名校學得英語，等於跳出草根階層、邁出事（職）業成功步！顯而易見，在政權易手之際，南來的富家子弟大都身無長物，唯他們除了有富裕階級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還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廣泛的人脈關係，這些都是草根階層人民所完全欠缺的優勢。
至於那些有賺錢禀賦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產階級，只要娶個有錢有勢的妻子，便等於獲得向上爬的社會梯階、奠下良好的「商業基礎」；這類富翁數之不盡，史塔威爾順手舉出的便有李嘉誠、鄭裕彤、董浩雲、吳光正和蘇海文……泰國的逃亡總理他信在位時常說他生於窮鄉僻壤，少年過得甚苦，其實是“大話西遊” ，他出身清邁大戶，乃父為政府委任的地方稅款「包收人」（taxfarmer），累積相當財富後從事泰絲、財務、建築及地產發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夠進名校接受教育，後入軍校，與將軍的女兒結婚，自此平步青雲、事業遂順，商而優則仕。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飛黃騰達……有個有錢父親，當然財星入庫、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組結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幾乎毫無例外，「教父」們在家庭及公司都有權威地位，這種「社會地位」當然是因他們的能幹與精明及有「叱吒風雲」個性而獲致，唯不可忽略的是，這與他們在生時緊緊擁抱財權不放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去年取消遺產稅，香港豪富再無後顧之憂，因此會做得更徹底。攤開上市公司年報，巨賈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權真是「無足輕重」；史塔威爾以新加坡地主（約佔全國四分之一的物業市場）黃廷方為例，今年77歲的黃氏至今仍持有過半數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長子黃志祥（羅拔仔）五十開外、白髮蒼蒼，是官地拍賣場的常客，為信和置業及尖沙咀置業的名義“話事人”，然而只分別持有這兩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權；雖然在“父傳子”的傳統根深蒂固的華人社會，兒子--特別是大兒子是財產合法甚至繼承人，然而，老人家謝世後冒出若干廬出子女爭產的事，時有所聞，那意味著遺產會被分散分薄--這種風險，是華人巨賈身後無可避免的風險。
《亞洲教父》指出，坐鎮新加坡的黃老先生每天打電話查詢公司業務，這也許是黃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時前便到公司辦公的「原動力」；羅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業務，據說黃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鬆懈。史塔威爾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別是新馬泰的，其中年子孫，買汽車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徵詢老人家的意見，老人面有不悅之色，提議便自動取消；這種說法可能言過其實，不過，這樣做的後輩的確大有人在，但那也許是摸準了老人家慳儉性格故意討其歡心之舉--後輩必需討老人的歡心，以彰顯老人手握財權的「效應」。掌握財產控制權的另一個「效應」是有老人家在場，不管是開會或飲宴閒聊，後輩大都噤若寒蟬，不敢隨便發表意見；老人家對後輩「相敬如賓」的大有人在，而在家庭聚會、職員眼前甚至董事會進行中大發雷霆的事例，更不鮮見，已故金融業大亨馮景禧是代表者，《南華早報》在2003年2月的董事會中便出現了一次令眾董事十分尷尬的場面… …
我國外交老前輩顧維鈞的太太黃蕙蘭的自傳《沒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尼巨富黃仲涵（Oei Tiong Ham，1866-1924，當年的世界「華人首富」）「終生迷戀女人與性，有十八位正式過門的妾侍，她們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東南亞「教父」手握財權，有無上權威和隨之而來的特權，包括隨心所欲與女性「上床」的特權。
東南亞“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動，“消息來源”大概是他們的“不肖”子孫和“怨偶”，與他們有密切接觸的投資銀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內幕消息」。根據史塔威爾的描述，「教父」們之所以多有此種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們的太太縱容而「性對象」供應源源不絕，得之全不費工夫；其次是這些「教父」大都沒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夥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尋求年輕女性的性慰藉，幾乎是的「解悶」方法。
東南亞「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難以理解的還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戲真做；他們對名譽學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賞賜，不惜多方鑽營、千方百計爭取，一旦到手便到處炫耀、沾沾自喜。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設勳銜，各大專院校每年頒布名譽學位必以「工商鉅子」為主要對象，榮譽紛至沓來，附於大亨名字之前之後的頭銜多多、蔚為奇觀， Dr.Sir有之，TanSri DatoDr.有之，總之非常顯赫、十分熱鬧；而一些略識之無的巨賈訓示下屬必尊稱之為“博士”，當其秘書在電話中說“這是某某（如劉天就，80年代鞋業大亨）博士辦公室」時，不識時務不懂港情的洋記者笑破肚皮，外國記者俱樂部以此傳為笑談。
對各位的執著，皆因「身分危機」而生，近年另類「身分認同」的潮流是信耶穌，他們不惜高價將辦公大樓闢室改裝成教堂，出錢出力，辦「主日崇拜」及種種「屬靈」活動，此中以印尼「過江龍」香港力寶集團李氏家族和馬來西亞大財閥邱繼炳（KhooKayPeng，有不成文規定，下屬友人見之必尊稱為Dr.Khoo）以至新鴻基地產郭氏昆仲及恆隆地產陳啟宗（在美國讀神學並曾當傳道人）熱心。基督教與華人社會價值取向--特別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華人樂此不疲，馬來西亞ＹＴＬ集團楊氏家族一位大佬指華人是“變形蟲”，當他們精神缺乏寄託並感前路多變而政府又不能信賴時，「信教」便是不錯的安定情緒尤其是平衡他們「極富」帶來內心不安的精神食糧。
「教父」們的「選擇性節儉」亦令洋人大開眼界，他們中不少仍住在數十年前購下的古舊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節儉的身教示之兒孫，洋記者忽略的還有不願捨棄「發財寶地」的風水問題）；有人買下大屋後拆建為數間較小的物業，然後把它們賣出或分租，保留一間「賺回來的」自住。他們當中許多人支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為股東服務」。為此，史塔威爾指出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揭穿了「低薪之謎」。在收股息方面，恆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來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雖從高位略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應該保持，這二十年來，他僅從恆基地產收取的免稅股息便可能高達三億美元，唯數十億港元在千多億的身家中，小數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國擁有超過三萬個物業單位，這些年來美國樓價翻數番，加上私人投資基金，他的個人財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書不少內容，有待「教父」們自行澄清，筆者希望他們會這樣做，如此，後之學者才能為他們撰寫與事實相近（即非隱惡揚善拍馬阿諛之作）因而有價值的傳記；一個人創造了以百億計的財富，肯定有過人的能耐，因此「益後人」的，不應僅限於金錢，而要把克服困難創業致富的經驗一併傳諸後世，才不枉此生。事實上，「教父」雖然富可敵國，然而，史塔威爾認為他們無論在企業管理和發掘及利用人才上，並無垂範後世的建樹（他們的ＣＥＯ是「奴隸頭目」、「洋人」是鬼佬。這是《亞洲教父》第四章的題目），那等於發大財卻在社會層面無法「立品」（不少巨賈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數例子中，那隻是他們為身後名的投資），令人引以為憾。根據史塔威爾的分析，「教父」只知道設法獲得專利，然後削減成本，提高邊際利潤率和絞盡腦汁交納少的稅款，與西方社會企業家在自由市場下競爭因此必須培養、聘請一流人才拓展市場進而對商業社會有貢獻，大不相同。
林行止
香港《信報》創辦人、著名經濟學家、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