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套装上下册）

《围城》

三十年来横贯常销畅销小说之首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

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杨绛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堪称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小说塑造了抗战开初一类知识分子的群像，生动反映了在国家特定时期，特殊人群的行为操守、以及困惑。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氛围。虽然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但这部小说揭示的只是人群的弱点，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今次推出《围城》线装本，既是对这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畅销不衰的图书，表示出版单位的敬意，同时也是感谢广大读者多少年来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厚爱。

《围城》经典语录：

可实在是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好比睡不着的人，顾不得安眠药片的害处，先要图眼前的舒服。

同行最不宜结婚，因为彼此是行家，谁也哄不倒谁，丈夫不回莫测高深地崇拜太太，太太也不会盲目地崇拜丈夫，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

女人原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虚虚实实，以退为进，这些政治手腕，女人生下来全有。女人学政治，那真是以后天发展先天，锦上添花了。······女人不必学政治，而现在的政治家要成功，都得学女人。政治舞台上的戏剧全是反串。

……

重印前记

钱钟书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以后，我抽空又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coeurd'a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的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这部书禄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必了一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 K.Mao）先生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0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许来伯（Sylvie Servan 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外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次印刷，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