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

“新常态”之下的中国，未来存在哪些不确定性？2015年的经济形势以及“十三五”走向，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来自各方的猜测和传言也令时局显得异常扑朔迷离。精准把握中国趋势，是各界人士在自己领域掌握主动权的关键。
在“小趋势”品牌2014年赢得市场认可后，智石经济研究院联合国内外主流智库、尖端高等学府、各大证券投资公司、银行金融机构与30多位实务界一流经济学家共同打造《小趋势2015：中国新常态》，披露众多机构的精彩研判，是目前国内一本专业解读短期趋势的重磅之作。
《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务实理性地分析了新常态逻辑、经济新常态、金融新常态、风险新常态、政策新常态、改革新常态，让读者看清趋势，把握未来，赢得先机。

吴敬琏，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被誉为“吴市场”和“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首倡用股份改造中国经济而被称为“厉股份”。

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现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国务院参事。

★中国还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但这种机遇能否抓住，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更直接地说，能否借房地产调整的时机，痛下决心，刮骨疗毒，摆脱对房地产的危险依赖，这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否再次勃兴的关键。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常态就是常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就是常态。对于我们来说，过去的增长是超高速增长，而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不但不能持久，而且是弊大于利的。
中国要进入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除了要改进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还应当注意改革要配套。因为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
——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增长速度呢？我认为2014年初提出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具备充足的投资能力。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通过启动内需使得经济增长率达到7.5%左右的目标。
——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经济和人一样，不是只往上走，不能往下走，也要有春夏秋冬。
如果一直顺风顺水，旧常态还能继续下去，新常态就出不来。按照这个观点，经济下行和2008年国内创投兴起，谁是因谁是果，就比较清楚了，经济下行是创新、创业兴起的因。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不走出对新常态的认识误区，没完没了地在每个月数据的正常波动上做文章，把常态形势当作危机形势，陷主流形势判断与政策预期于短期误判之中，可能错失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认为，新常态是经济规律的必然，只有尊重规律顺势而为，才能实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
——左小蕾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

前言
真正读懂新常态
马光远
第一章新常态的逻辑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厉以宁
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与战略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
新常态的要义是减速治理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
通往新常态之路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

第二章经济的新常态
新常态下，以创新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伟
未来5 年中国经济的四大支点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探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卫东等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展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
迈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新变化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第三章金融的新常态
金融改革将有实质性进展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
中国金融改革关键：影子银行体系在线修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新的金融形态和信贷特征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
2015：风欲吹而猪不飞，牛欲静而风不止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

第四章风险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
你所需要了解的中国经济风险变量
国泰君安首席宏观分析师任泽平
全球化、增长、改革风险依旧，警惕流动性退潮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中国经济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GDP 增长将步入“6”时代
瑞银集团特约首席经济学家汪涛
中国经济的核心挑战
国富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刘海影

第五章政策的新常态
为新常态奠基：2015 宏观政策取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经济形势判断与调控技术
国务院参事、国家经济战略研究院院长夏斌
攻坚期：由歼灭战走向阵地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
寻找宏观政策的新常态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
新常态下的政策基调与重心
宏源证券宏观研究高级经济学家孙海琳
微刺激：继续还是相机退出？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课题组

第六章改革的新常态
中国政经形势与2015 改革前瞻
智石经济研究院高级宏观研究员谭翊飞
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
迈向新常态：中国经济进入大转型阶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制度变革：新常态下发展的硬道理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左小蕾
中长期可持续发展新型驱动力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
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乔虹
中国经济降中趋稳改革提速
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
结语
中国新常态下的企业机遇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

第一章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旧常态已经难以为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旧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谓旧常态，我们维持得也许已经超过了改革年代，就是超过30 多年。这种常态的特点就是用高投资支撑高速度，这种旧的常态不能维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2009 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 年的第三季度开始，增长率下行，但还在10% 以上，到2014 年的第三季度就降到了7.3% ，中间政府虽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是在支持GDP 的回升上效果却越来越短暂。从2014 年第二季度开始，政府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不论说它是微刺
激也好，不太微也好，GDP 增长率实际上只是在第二季度提高了0.1 个百分点，
但接着就下来了。10 月份一轮投资上的扩张又开始了，但是这次的收效更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 增长的速度下降了，这是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
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
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
渐下行到一个中速的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
析的理论框架就是用“三驾马车”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但是这从方法论
上看是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但应该用一个我们经济学上叫作“生态函数”的工具来讨论，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
们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这些因素是什么呢？不外乎就是劳动、资
本、效率，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过去的高速增长。
第一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过去这30 年的
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新增的劳动力，还有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
很强劲。但是2002 年，我们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新
增的劳动力或者说人口红利逐步地缩减以致消失。
第二个因素，就是投资，投资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增长。
其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都是靠着投资在发展，但是单纯地依
靠投资是不能持续的，经济学家对此做了很多分析，最初做出分析的就是马克
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投资率不断
提高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先一个问题就是，投资
率的提高使得产能增加，但最终需求却因消费率下降而不足，这就造成所谓产
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道路，不过不只是依靠投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生产率比改革开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主要还是依靠投资。而因为长期靠投资来拉动增长，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就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继续靠大量投资去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就是说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因素，就是生产率。这个因素在改革开放后，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使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第二个原因，就是开放。开放之前，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引进外国设备和外国技术的办法很快地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所以我们的效率得以提高。
这个原因到21 世纪初发生了变化，就是经过20 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很快就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就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再创新，来引领我们的生产技术，如此，才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用技术创新来引领我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体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而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21 世纪初开始，我们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开始下降。2003 、2004 年以后，生产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地下降了。
在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都发生力道下降的情况之下，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
所以我们就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新的动力，增长速度继续降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以平常心来对待GDP减速
要以一个平常的心态来对待GDP 的减速。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我们就只能用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就是我们不能急于用老的办法，用强刺激的办法把增长拉起来。
因为我们从2009 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用强刺激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它的时效越来越短。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所以它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就是说它没有多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它还有很大的坏处，因为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注入货币，大量地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又很差，就会使得宏观经济的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
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已处于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而且近年来正在加速，如果频繁地采用刺激的办法，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就会越来越恶化，这种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
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就会进入剧烈波动的状况。一些东亚国家曾经有过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比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但当爆发了系统性危机以后，就变成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的低迷。
所以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把增长率提升到7.5% 以上、8% 以上、10% 以上。
平常心不等于可以无所作为
我们要用平常的心态去对待经济减速的新趋势，但不等于说我们可以无所作为。如果我们不能在GDP 总量减速的情况下去改善增长的质量，不去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那么过去用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起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造成很多问题。
具体表现就是减速过猛，而且如果我们不能提高增长的质量，增长数量又减少了，它的实惠就会打一个大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会在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下实现中速增长的结果，使得我们的人民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虽然过去的增长质量差，但增长能够弥补一部分不足，不过实际上的实惠是不多的，因为增长是靠更多投资的注入，结果新增产值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否则增长的数量就不能弥补未来的增长所需的投资。
如果我们在减速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说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那么即使数量少了，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也比原来要多。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因为主要是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增长，所以有3% 、4% 、5% 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一种结果。我们现在应该集中注意的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提质要靠全面改革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要提高效率、优化结构，因此要全面地推进改革。
其实这个问题很早就已经提出了，从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我们刚开
始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国务院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1981
年），这十大方针围绕着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十大方针的执行有一
些成绩，但是也有不少缺点，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到了1995 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政府就提出了一个明
确的方针，叫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说法到了党的十六大有一点文字上的
改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是一贯的，就是要从依
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
方式。
这个方针虽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中都提出了，应该说在“十五”、“十一五”中执行的成绩并不是那么显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有一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提得
很明确，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
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
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们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所以使得这10 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而“十二五”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
的。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
的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而且“十八大”前后我们一些改革的推进，
虽然是小试牛刀，但是已经可以看出成效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同志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了，但是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虽然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减速，但是我们的就业情况、经济效率的情况，以及经济结构的情况还在改善，而且改善的情况比“十一五”、“十二五”期间要好得多——尽管那时十分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就业，虽然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地下台阶，但是我们的就业情况越来越好。拿2013 年来说，我们预期的新就业人数是900 万人，而执行的情况，完成数是1 310 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 。
2014 年，我们把这个预期目标提到1 000 万人，但是到10 月已经完成了。因此，虽然经济减速，但是并没有因为失业的增加、就业的困难而引起社会上的不安。
再说说结构的变化，在“十一五”的时候，我们决定要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那么怎么转变呢？核心就是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有哪些途径呢？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
但是“十一五”这5 年中，虽然我们反复地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仍然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第一年还没有什么动静，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2012 年，我们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第一次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齐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一马当先，到2013 年结构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而且这一趋势在2014 年还在继续。
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我们在“十一五”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没有做到，而这两年却做到了呢？无非是进行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不是太大，一个就是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增值税。
对于营改增人们注意的是减负的作用，即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减轻税务负担是应该的。营改增得到我们经济学界和产业界普遍的欢迎，原因是营业税是全额征收，它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的，所以它是有利于分工深化的。
这个改革在全国推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行业的出现，是大大加速了。例如网上的销售，就分化出很多行业，从快递开始，到结算，到售后服务，囊括了种种行业。
另外一个改革，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这个改革开始以后，新增的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2013 年新增工商户增加了40%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讲话里提到，2014 年，前三个季度新增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 ，当然这些只是全面深化改革拉开序幕期间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叫作小试牛刀。
小试牛刀就已证明改革能够改善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够在经济减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确立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这个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就是，虽然速度是中速，但是效率要比过去高，也就是从粗放的增长转向了集约的增长，这是我们的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的前提。
在总结的基础上规划未来
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现在应该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一年做得怎么样。另一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复杂，以及过去的旧体制、旧的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上的困难，所以它并不容易一蹴而就。
我们希望总结当前执行中央决定所取得的成绩和教训，而且要规划未来，计划下一步该怎么干，以使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更快地建立起来。
……

序
真正读懂新常态
马光远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应该说，“新常态”这种提法以前有过。近几年来，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积累的风险开始凸显和释放，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悄然变换。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国内很多经济学者试图从理论和未来宏观政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出现的这种新常态。但是，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是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危机短期的不稳定表现，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对此争论和分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站在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势必对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的选择具有方向性和决定性的影响。
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之举。事实上，自2010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自2010年至2012年经济增速连续11个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增速连续两年低于8%。对于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歧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2010年以来经济下滑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旦这些因素消除，中国经济会恢复快速增长；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是趋势性的，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很显然，两种观点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分野，更重要的是其暗示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为；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内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宏观政策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克制和包容。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法与外界所概括的“李克强经济学”在理念和内在逻辑上几乎是一致的。“李克强经济学”通过简政放权，开放民间投资领域，重视就业，淡化速度，提升服务业的比重，致力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而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至少应该蕴含以下几个政策寓意：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回落至7。5%左右；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优于经济增长本身。
首先，就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速而言，新一届管理层对中国经济的减速和先前模式的不可持续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已经进入“七上八下”的中速增长周期，经济增速将在8%以下、7%以上运行，这是中国经济自身周期所决定的。2013年党和政府领导人换届之后，高层在很多场合都为盲目追求GDP增长的行为和理念降温，多次表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新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追求远在速度本身之上，中国不会追求有后遗症的速度等等。2013年4月8日，习近平在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指出，中国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保持超高速。说不可能，主要是一味维持超高速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压力太大，事实上是不可持续的；说不必要，主要是我们在提出中长期发展目标时就充分进行了测算，实现我们确定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只要年均7%的增速就够了。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10月23日工会十六大做公开经济报告时也指出，如果中国每年要维持新增1000万的就业，经济增速只需要7。2%就可以。而这种对简单追求速度保持强烈克制的执政思维在2013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全年稳增长压力很大，但外界概括的“李克强经济学”的精髓之“不刺激”的政策方向贯穿全年，这在换届后第一年，的确让外界看到了管理层推动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决心与魄力。
其次，就是否通过刺激政策稳定经济而言，由于在经济增长周期上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李克强经济学”和“新常态”对刺激政策本身具有天然的抗拒。比如，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要求出台刺激政策的呼声很高。但事实上，当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绝非增速下滑。最大的风险恰恰是因为过于渲染经济增速而忘记了初衷。这种风险起码有五。一是刺激依赖症。和吸毒上瘾一个道理，无法接受每次经济的自然调整，对增速下滑“零容忍”，无法走出一下滑就刺激，一刺激就见效，刺激完了又下滑的“周期律”。二是不改革的风险。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但民间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复，取决于改革的执行力。目前投资不力，民营企业家仍然徘徊犹豫，关键还是没有看到改革强有力的推进，这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包括超日债、信托在内的企业债务已局部爆发，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债务导致的资金链条断裂的可能性很大，一定要预先防范。四是房地产调整的风险。从数据看，无论是新房开工面积的暴跌，还是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的双双下降，都预示着房地产进入了敏感期。考虑到当前房地产与宏观经济的密切关系，要警惕房地产调整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五是中小微企业长期面临的困难。应该看到，所谓中国经济困难，本质上是中小微企业困难，但政策对此似乎仍然没有对症下药。
因此，每次经济下行，事实上是对管理层有无决心推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考验，是对中国能否摆脱“刺激景气”的重大考验。从中长期周期而言，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海外投行期待的崩盘，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系统风险却随时可能爆发。而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一再延误改革时机、一再采用不当的刺激政策所致。身体虚弱，正气不旺，皆在于此。应对这些风险，不应以毒攻毒，再次采用刺激政策，而应痛下决心放弃刺激，重回改革正途。
如果上述新常态的理念在政策层面得到贯彻，几乎意味着：面对当前经济下滑的压力，管理层绝不会轻易启动以前动辄救市的模式，容忍甚至听任经济下行可能引发的一些风险，比如企业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遗留的产能过剩、债务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确极为痛苦，但这是倒逼中国走上改革正道，推动经济转型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个“套餐”，要选择改革，就必须真诚面对过程的痛苦和必须付出的代价，罗曼蒂克式的、田园牧歌式的改革从来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中。
中国还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但这种机遇能否抓住，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更直接地说，能否借房地产调整的时机，痛下决心，刮骨疗毒，摆脱对房地产的危险依赖，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否再次勃兴的关键。
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先生将2015年视为“新常态元年”，于是他和搜狐网总编辑吴晨光策划出版了《小趋势2015：读懂新常态》——智库群星前瞻中国新常态下的挑战与机遇。相信这本书可以帮助大家真正读懂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