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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反饋
如果說80年代是文化熱的年代，引領時代的都是思想文化界人士；那麼90年代則是商業熱的年代，弄潮兒們是那些下海經商者，是這一批人站在了時代的橋頭堡上，與中國改革命運呼吸與共。因此，如果要為時代立傳，為改革四十年找一個觀察的側影，商界鉅子*值得我們的關注。
王石作為商業成功人士，除了事業本身，也以其特立獨行的價值理念，和對萬科企業文化的極度關注，而在眾多商業人士中，顯得極為特別。他登山、健身、划船，拋開事業去哈佛念書，始終裹挾在現代化浪潮中，而且他自己也始終追求著自我現代化。編輯相信，他本身可以作為觀察大時代的側影，從他身上，我們可以感知現代化本身的得與失。
內容簡介
《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是萬科創辦人、現任遠大科技集團聯席董事長王石的*自傳。有別於市面常見的成功人士傳記，王石在這本書中剖析自己、回應時代，從「肉身」「空間」「學習」「角色」「生死」五個概念入手，結構全書，高度凝練了他的*觀念與思想。在經歷了“萬寶之爭”、經歷了“人生的至暗時刻”後，他進行了十年“刻骨銘心的反思”，並用數年時間，完成此書。既是對世人加諸其身的眾多謎團的大起底，也是向讀者傾訴、交流，甚至彼此鼓勵的「走心」之作。
作者簡介
王石，1951年出生。 1984年在深圳創立萬科公司。萬科1989年成為中國早的上市公司；1998年成為中國的上市房地產公司；2016年成為《財星》世界500強企業。
2001年起，相繼成為「中城聯盟」「阿拉善SEE基金會」「壹基金」等社會組織的創始人之一。 2009年起，連續參與聯合國氣候大會，並於2015年創立大道應對氣候變遷中心（C-TEAM）。
2003年和2010年，兩次登頂珠峰。 2005年完成「7 2」（登頂七大洲峰，徒步到達南極點和北極點）。
2010年至2019年，王石先後赴哈佛、劍橋、希伯來等大學訪學。 2015年獲頒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院士。
目錄
序一 張維迎
序二 傅高義
前言
章肉身
第二章空間
第三章學習
第四章角色
第五章生死
媒體評論
研究當代華人企業家，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王石都是一個絕佳的活標本。 ……《我的改變》這本書講的是王石的心理歷程，讓我對王石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改變了我對他的一些看法。
這本書我是一口氣讀完的。相信其他讀者也會一口氣讀完。
——張維迎（著名經濟學家）
在寫作本書時，王石不是簡單地敘述他的經歷，而是超越了他非凡的活動來闡釋他的哲學，探討在他征服世界的經驗之上的意義，並為解決這個世界的問題做出積極的貢獻。
王石在哈佛的時候，我曾和他多次交談，我可以證明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是一種超越世俗的自然力量，本書記錄了他對自己非凡成就的一些思考。
——傅高義（美國哈佛大學榮休教授、《鄧小平時代》作者）
王石對過去40年的反思，極為有力地證明了企業家精神在開啟中國國家現代化的不懈追求中所發揮的不斷發展的深刻作用。
——蘇珊洛克菲勒（環保人士、電影人）
王石的商業成就展現了中國的現代化。同時，他也是中國*批倡議並採取行動保護環境的人。
——亨利•保爾森（美國前高盛集團董事長）
線上試讀
大眾知道我，很多是從2003年5月登珠峰的電視直播開始的。雖然之前，我在企業界已有知名度。
我原本計劃是2004年開始嘗試登珠峰，但2002年，中央電視台的《人物》專欄計劃拍攝一個「紀念人類登頂珠峰50 週年」的專題片，極力說服我組織了2003年的搜狐珠峰登山隊。
2003年攀登珠峰時，碰上了SARS（「非典」）疫情嚴重的時候。其間許多學校停課、工廠停工、機關人員留在家裡辦公。同時，央視有四個頻道在同一時間現場轉播搜狐珠峰登山隊的攀登進程。顯然，透過央視的強大傳播力，全國上下都在收看搜狐登山隊攀登珠峰的實況轉播。有人調侃：我們困在家裡等死，這幾個人是在珠峰找死！客觀上說，攀登過程，尤其登頂的直播不僅創造了很高的收視率，還起到了振奮人心的作為，成為戰勝SARS疫情的一股精神力量。我是知名企業的董事長，在四名登頂者中引人注目，再加上央視的強力轉播，各種因素集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新聞效應，讓我的個人名聲上了一個新的高度。我登上珠峰，對大眾，對企業家群體，事實上起了一定的勵志作用。
登上珠峰之後到2005年底，我陸續登上了七大洲的峰，並徒步到達了南極點和北極點，完成了登山界的「7 2」旅程。我的公眾形象更加「高大上」了。但2008年5月發生的“捐款門”，卻讓我的公眾形像一下子跌到了谷底。
2008年5月12日14點28分，四川發生8級大地震。當晚，萬科集團總部捐款200萬元。
5月14日，一位網友在博客上給我留言：“（万科）才（捐）200 萬，太失望了!!! 萬科在我心中的形像大減!!!”
5 月15 日凌晨，我的回覆中有這樣的內容：
對捐款超過1000萬的企業，我當然表示敬佩。但身為董事長，我認為萬科捐出的200萬是適當的，這是董事會授權管理階層的單項捐款金額。即使授權大過這個金額，我仍認為200萬是個適當的金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繁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成為負擔。
…………
萬科在內部號召進行的慈善募款活動中，有個提示：每次募捐，一般員工的捐款以十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讓慈善成為負擔。
那篇部落格引來網友強烈的批評、質疑和謾罵，釀成了萬科大的輿論危機。
5 月21 日，我接受鳳凰衛視《金石財經》採訪，主持人曾靜漪突然問：「王總您介不介意就那個帖子向網民道歉？」我當時一愣，但感到了她的善意，我避開帖內容本身，說了兩句話：，因為我的幾句話，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帖子上，影響了抗震救災精力的投入；第二，這個帖子給投資者和消費者造成困惑，對管理階層和員工造成壓力，這些都是負面的影響。為此，我無條件道歉。
2008年那一年，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年初的“拐點論”，之後的“捐款門”，次讓我重新認識到了自己在這個社會的位置。
之前應該是功成名就，企業也做得比較大，但「捐款門」發生時，一天可以上十萬的帖子，95%以上是負面聲音。與其說是重新歸零了，不如說是負數。有一句話我印象深刻，「雖然你登上了珠峰，但是你的道德高度還沒有墳頭高。」這讓我次認識到了我和這個社會的距離。我要在這個社會上生存，企業要在社會上生存。這樣的處境，次讓我感到很孤立，萬科很孤立。
當時還有一個插曲。就在我那篇部落格剛剛引起網友爭議之後幾天，一位企業家也發表了跟我類似的言論，主要意思也是說不要讓慈善成為負擔，然後網上的輿論焦點立刻轉到了他那邊。但這家著名企業迅速進行了危機公關，負面輿論很快就平息。而我卻始終沒有處理，即使萬科的管理階層一再建議，仍我行我素。負面的輿論焦點又回到我這邊了。
2008年12月份，我在澳洲學滑翔機，洪海導演在跟著我拍紀錄片。結束了一天的滑翔機飛行訓練之後，就在停機庫，已經冷靜下來的我，在回顧2008年的經歷時，說了三個感謝，其中一個就是感謝網民對我捐款言論的鋪天蓋地的批評和情緒發洩的咒罵。那次的經驗讓我意識到，我本人和萬科的影響力，比我們自己認知的要大很多，但是我沒有做好這個準備。所謂感謝是讓我成長起來，重新認識自己，知道在這個社會當中，該怎麼做。不是從此就拒絕再和這個社會來往，而是非常積極地去面對。
2009 年11 月底，也就是「捐款門」發生的第二年，我意外地接到了李連傑先生的邀請。他代表壹基金，邀請我加入壹基金公募基金籌備小組，也建議我出任屆理事長。
李連傑先生，包括其他參與壹基金公募基金的企業家對我的正面肯定，讓我感覺到非常溫暖。
我記得當時直接問李連傑：「汶川地震和『捐款門』事件，網友對我個人的評價很負面，你不擔心？」李先生答：「大家對你的正直和理性有信心。」我的眼睛濕潤了……2010年末，獨立的壹基金公募基金在深圳掛牌，受尊敬的經濟學家週其仁教授被選為理事長，我出任執行理事長。但我深知，我在許多人的眼睛裡，負面的形象依舊。
一次，我邀請一位我仰慕已久、有探險精神的科學家加入壹基金顧問委員會，這位耿直的科學家卻表明態度：因為「捐款門」事件，拒絕加入。我聽到後很有挫折感。就內心而言，你當然很在意你尊重的人群對你的評判和態度，但你更關心的是自己如何評判自己，並調整自己繼續前進。這麼多年來在，社會上不接受我的、持批判態度的人不在少數，只不過這位科學家心直口快，沒有掩飾而已。回想我在中城聯盟裡的行為、在阿拉善理事會的角色、在萬科的強勢，自然無法迴避這麼多年始終唯我獨尊、以自己以為正確的姿態強勢對待別人，並以「己所欲才施於人」的心理優越感來對待員工、對待同行、對待政府、對待合作夥伴、對待業主、對待社會。你如此的生命姿態怎能不引起大眾的反感？怎能不帶來同行的怨言？只不過，礙於面子、妨礙我的影響力，大多數人不公開表露而已，捐款門事件和互聯網的傳播效率給了發洩的機會。孔子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曾長期以「己所欲才施於人」的態度處事。 2008年的「捐款門」事件讓我深省並意識到：在當今多元社會中，應該秉承「己所欲，亦勿施於人」的生命姿態才更合適，尤其對有影響力的人物來說。這就是我對「捐款門」感謝的邏輯和理由。
2011年初，還來不及過春節，我就隻身一人赴大洋彼岸的波士頓，在白雪覆蓋的哈佛校園開始了自己的訪學生活。我曾經把人的一生比喻為一顆出膛的子彈，其軌跡是條拋物線，無論初始多塊的速度，有多大的擺脫地球引力的能量，終都會落回大地，結束一生。我的人生拋物線點已經達到，例如兩次登頂珠峰、萬科在同行的地位和未來展望以及公益慈善事業的影響力等。現在，既然拋物線在下行了，那麼就應該將社會的資源更讓位給正在上升的年輕一代，這才符合正循環邏輯。我去訪學，不僅是為圓留學夢，同時也是想藉此疏離中國的商業社會。
我不在國內，聚光燈就會多給鬱亮，多給萬科團隊的其他主管。但意外的是，我又再一次成了中國的新聞焦點人物！也許是60歲年齡的求學求知慾望，加上名校的影響力，引發了許多人的好奇心：王石還需要去留學嗎？他是怎樣學的、學什麼？哈佛也有老人班、中文班？或也觸動了很多人內心朦朧的慾望或渴望。去探訪我，成了一些有影響力的華人官員和企業家去哈佛校園的訴求之一。
2018年初，《財經》雜誌的記者在訪問時問，你害怕被大眾遺忘嗎？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國人入選，伍秉鑑是其中之一。 1834年，伍秉鑑的私人資產以當時的價格計算是5,600萬美元，十倍於內森‧羅斯柴爾德的財產。但是，今天絕大多數人連伍秉鑑這個名字都沒聽過。
無錫榮氏家族創始人，榮毅仁先生的父親榮德生，晚年曾對同鄉史家錢穆說：“50年後，無錫人記得我，也許就是那座長橋而已。”
人生就是一個過程，我很清楚，自己已經到了不是舞台中心的地方。我更關注的是，當我擁有影響力的時候，我做了什麼。
2003年攀登珠穆朗瑪峰。進珠峰營地之前，途徑拉薩時，我被攝影家車剛帶到了一所盲童學校。我以為是慈善捐贈，就帶著一種給予者的優越感欣然接受了。
到達那個藏式小院時，孩子們唱著歌歡迎我們，純淨的歌聲打動了我。領唱的男孩叫久美，聲音亦優美。
但更打動我的，是久美的純真開朗樂觀的個性。我了解到，這個孩子的夢想，曾是想當計程車司機。當校長賽布芮婭告訴久美，這個夢想恐怕不可能實現時，孩子想了想回答：“既然開不了車，那我就當出租車公司的老闆！”
他很愛聊天，問長問短。談話間，他突然問：叔叔，妳能蹲下來嗎？好奇的久美伸出手，把我的臉從上到下細細摸了一遍，綻開笑臉：“叔叔，您是個好人！”
那一剎那，我心裡打了一個激靈。一個世人眼中身有殘障的孩子，對世界的看法那麼美好、正面。雖然眼睛看不到，但他比我更有自信。
這所學校的創辦人賽布雷婭是德國人，1970 年出生，兩歲時被診斷出優異素性視網膜病變，12歲完全失明。她在盲人學校接受教育，之後在波昂大學學習。大學時，靠著電腦聽音分析器學會了藏文。 1997 年，還未大學畢業的她獨自到拉薩旅遊時，發現西藏的盲人生存環境很艱難，因為西藏的佛教徒認為雙眼失明是上天的懲罰。這裡的盲人孩子不僅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還遭受各種歧視。賽布芮婭決定幫助這些失助可憐的小孩。
在西藏的旅途中，熱愛藏文化的德國盲女邂逅了在西藏旅遊的荷蘭籍小夥兒保羅。保羅擁有四個學位，從事電腦軟體開發，曾在非洲當過救助兒童的志工。保羅十分支持賽布芮亞的想法。 1999 年6 月，賽布芮婭的計畫由德國政府贊助。她和保羅先後回到拉薩，建立盲童學校。後來，兩人結為夫妻。
當時學校有60 多名學生，從四歲到18歲不等，依學齡分班。賽布芮婭和保羅在布萊葉點字基礎上創造藏點字，自己發明了藏點字打字機，訓練孩子們的指感，教會他們點字閱讀和打字。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這裡的盲童大多可以讀、寫、使用點字打字機和盲人電腦，用漢、藏、英三種語言進行日常交流。
除了初級學校教育和基本生活技能，盲童還要進一步接受職業技能培訓，包括按摩、手工編織、醫療看護等。學校在日喀則有一個300 畝的農場，盲童在這裡又可以學習織地毯、打毛衣、放牧、種田、擠牛奶，還能學到德國的乳酪製作和園藝技術。
而觸動我的，是在這所學校中，盲童們能感到快樂，甚至建立了自信心。我知道這有多難得。次去探訪，我就決定個人資助這所學校。
之後，每次進藏，經過拉薩就會前往探望。在我去登山的途中，拉孜、定日等地方的小旅館裡，有幾次都碰到了盲人學校的學生，因為他們懂英文，可以當翻譯，又會按摩，所以就被聘請了過去，生活得還挺不錯。在那些地方碰到他們，感到非常親切。
因為他們的歌聲非常打動我，很想錄下來。後來找到了一個機會，介紹深圳青年作曲家文莉去了一趟盲童學校，沒想到她去了之後一發不可收拾，後來經常去，跟盲童學校和活潑可愛的孩童們建立了非常友好的關係。 2006年，文莉和萬科員工、企業家萬捷、攝影師左力等友人一起，幫助盲童們出版了一張音樂專輯《天籟童心》。
盲童學校的事，我在公司內部說起過，《萬科》周刊也報道。 2006 年的萬科司慶活動中，萬科公益基金把久美、曲珍等盲童請到深圳參觀。當孩子們被帶到海邊，次聽到大海的聲音時，臉上的表情，那種興奮、期待和小心翼翼，用嗅覺、聽覺、觸摸來感受廣闊無垠的太平洋和在浪花中跳躍閃爍的陽光的樣子……我至今記憶猶新，猶如昨日發生。
因為公司同事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項目，從那一年開始，就由我個人資助轉為萬科公益基金會定向長期資助。
我因登山與西藏這塊土地結下了緣分。當有了一些影響力後，理所當然希望為此做點事。 2001年，我開始資助西藏登山學校，其學校的幾位早期學員是我的登山嚮導和助理，其創辦人尼瑪校長更是我2003年攀登珠峰時的總教頭之一，既是親臨現場的指揮，也是手把手教我的教練。
我個人資助西藏登山學校，與其說是資助，不如說是受惠後的感恩回饋。
近年來，隨著人類生存活動圈的擴大和登山運動的人群密度大大增加，珠峰的周邊環境遭受人類活動的干擾和污染，野生動物的生存空間也遭到擠壓。身為萬科公益基金領頭人，我積極推動萬科公益基金與世界自然基金會WWF聯手開展了「保護珠峰雪豹」的長期計畫。 2010年，第二次攀登珠峰時，萬科公益基金會發起了「零公里行動」垃圾回收活動。其中的珠峰北坡清掃行動由西藏登山學校的15名專業登山隊員執行，志工配合，貫穿從3月底至5月底的整個珠峰登山季。在7790到8844公尺的極高海拔區域進行，清掃了超過200個廢棄氧氣瓶和兩噸垃圾。
同時，我和另外五位中國企業家則在珠峰的另一側——尼泊爾南坡攀登珠峰。第二次攀登和2003年攀登的不同點，在於「零廢棄」行動——我們承諾攀登過程不丟棄任何垃圾，包括排泄物。在高海拔缺氧、高寒的環境下稍有不慎就會招致生命威脅，這個承諾的難度可想而知。但終我們做到了。
2008年「捐款門」危機中，萬科做出一個重要決定，就是援助四川省綿竹市遵道鎮的重建。而其中紀念意義又難得的，是遵道學校。
2008年5月16日，地震後的第四天，萬科團隊到達成都，趕赴都江堰、北川、綿竹等地調查災情，發現綿竹市遵道鎮災情嚴重，但在緊急救援階段未被列為重點地區，政府力量暫時顧及不到，就決定以遵道鎮為萬科的救災重點。
5 月18 日，成都萬科近30 輛工程車開到遵道，開始剷平廢墟、搭建帳篷，成為支進入遵道鎮的專業救災隊伍。
5月19日，萬科董事會以通信表決方式全票通過決議，決定召集臨時股東大會，提請追加1億元的特別授權額度，用於以遵道鎮為重點的臨時安置、災後恢復與無償援建工作。
6月5日，萬科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了向四川災區的億元捐贈動議。
12月31日，萬科交付遵道學校及衛生院，這是整個災區早交付、抗震設防等級的永久性建築。
至2009年底，由第三方中砝集團編製的萬科捐贈項目獨立審計報告顯示：萬科公司、萬科公益基金會、萬科員工及萬科合作夥伴在四川共捐資1.23億元，捐贈項目約5.4萬平方米。
與資助西藏盲童學校不同的是，萬科在援建遵道學校時，動用了自己更多的管理經驗和資源。
當時，萬科公益基金對遵道學校的重建是這樣掌握的。
，它是突發事件引發，我們的援助行為是嵌入式的，不是很自然地開始的。這種強行介入的行為，一開始或許有很大的幫助，但長期來講就未必，因為事物有自己本身的邏輯，強行介入，如果發展得不好，可能適得其反。例如遵道學校的建築設計標準，因為是重點資助項目，可能會比較高，但僅僅建築本身的標準高，而教育品質等其他方面跟不上，從長遠來講未必是好事。
第二，既然你介入進來了，就不要做成一次性的行為。我們做的是長期結合，不但建硬件，還要充分考慮學校今後的發展，在軟體上建立一種更長期的關係。實際上，十年來，鬱亮、解凍等高階主管每年都會去三、四次。同時，萬科公益基金與學校、與當地的教育局一直保持溝通，關心所聘任的校長的能力，關心同學們的考試成績。萬科公益基金也設置了獎學金，資助老師們得到更多的交流機會，開拓眼界提升教學品質；也資助更好的師資去幫助學校。
這所學校從一年級到國中，以前是縣級市的倒數第二，現在已連續多年重點高中上線率位居全市同類學校。以前生源都不能保證，現在進這個學校，有的人還想托關係進去。
2018年是汶川大地震十週年。批親歷地震的孩子們，很多已經上了大學，參加了工作…
在這樣一次次的經驗中，萬科更懂得如何扮演好企業公民的角色。而萬科公益基金會這樣的機構，所追求的就是更理性、更有效率地去做公益。
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萬科公益基金會選擇由華夏基金會發起的兒童先天心臟病計畫。
以企業家的思考方式，做公益也有效率問題。 ，可衡量；第二，可複製；第三，要有較高的投入產出比。
兒童先天心臟病是一種很特殊的病例，很好查。一個手術多少錢，也很好確定。而且效果也很明顯，手術前手術後，完全判若兩人，很快就能過正常人的生活。
實際上，這個計畫我們不但做下來了，規模還做得很大，涉及幾個省，到現在一直在做。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出來之後，很多人對我說：「誤會了你王石，應該向你道歉。」但我覺得，他們沒有誤會我，也不該向我道歉。
他們以為我不讓大家多捐，是因為我事先看到了紅十字會的腐敗問題。我不是那個意思。至今我保持「捐款門」引起軒然大波的觀點：，不應該逼捐，應該是自願，不然很容易形成情感綁架和道德強迫；第二，中國是災害頻發的，做公益應該是個常態，量力而行；第三，從更高一個層級來講，做慈善不是要進行自我宣傳的。不是說自我宣傳不對，只是如果你做了公益活動，又因此而宣傳自己，那個就屬於比較低層次的。
這種做公益的理性態度，到今天仍有許多人無法理解。
過去的十年時間，越發感到：自我反思比以前多了。
2005年下半年，我著力組織一支南極探險隊，以完成個人「7 2」（登頂七大洲峰，並到達南極點和北極點）的後一站。在確定隊員名單時，身為組織者，我將上半年一同抵達北極點的兩名隊員排除在外。
徒步北極時，這兩人中的一位男隊員在帳篷裡煮飯時，把羽絨衣給燒著了。幸虧沒把帳篷燒著，不然可能會導致整個行動失敗。另一位女隊員，走得比其他隊員慢一些，多少會拖慢進度。
得知排除兩位隊員的消息後，中國登山隊長，也是多年來合作完成七大洲峰目標的隊長兼教練來給我做工作，希望我能改變決定，但我堅決不同意。因為這已經是「7 2」的後一站了，不想節外生枝。
意想不到的是，隊長、隊長的助手，還有一名主力隊員，都因此退出，和被排除的女隊員另外組織了一支徒步南極探險隊。實際上，終兩隊都成功抵達了南極點。
這件事發生之後，我和隊長鬧得很不愉快。我非常不接受他們的決定，一直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原本組織的一支實力很強的隊伍，突然被嚴重削弱。之後很多年，雖然私人關係恢復了正常，但我覺得自己當時的決定是合理的。
直到近幾年，我在劍橋參加了賽艇隊，特別是開始推廣賽艇運動之後，才意識到一個團隊的成員，總會有強有弱，弱的要自強，強的要助弱，這樣的關係對整個團隊才是有利的。所以現在劃賽艇時，有很多比我弱的隊友，我也願意跟他們玩了。過去，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想像的。
以前，我個人英雄主義的想法更多，追求的是「我能，你不能」。現在，我更願意做帶動社會、啟發他人的事情，追求的是「我能，你也能」。這是一個從利己轉向利他的轉變過程。
還記得2005 年4 月，我赴北極徒步時，在北京首都機場意外地看到了北大生物學系潘文石教授。他交給我一封信，大意是：他非常佩服探險的英雄行為，認為探險是對大自然的尊重，與環境保護、生態保護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福我們成功。
飛機上讀這封信，讓我兩耳發熱，我知道自己身上沒有教授所說的這種精神。身為一個戶外活動愛好者，我僅僅把戶外探險活動當作張揚自己個性的行為，從沒想過把它當作一種承擔社會責任的機會，教授的溢美讓我羞愧難當。
我是個明白人，我能讀懂老教授的言下之意：你是個公眾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以高尚的行為帶動整個社會。
在讀到潘教授的信之前，我並非沒有公益意識，但這封信促使我開始更深入地思考，作為一個公眾人物，應該如何善用自己的影響力?後來“捐款門”的經歷，更讓我意識到，自己在這一點上思考得仍然不夠。
真正做好準備，是到了劍橋學習之後。
之前，我參與過很多社會組織，但基本上都是被動邀請的，可以說有些「後知後覺」。創立中城聯盟是胡葆森和馮崙的提議，阿拉善基金會是劉曉光邀請的，壹基金是李連傑先生和馬雲、馬化騰、牛根生、馬蔚華、馮崙等企業家發起，之後邀請我參加的。但2013年底，我擔任深圳市商業聯合會理事會主席，可以說是帶有主動性質的。
實際上，當時深商會那邊來問我時，只是試探性地問一下，其實已經選好主席了，但沒想到一問我就非常爽快地答應了，後來就設了兩個會長。以前，這樣的邀請我一定是會拒絕的，覺得精力上顧不過來，但這次，我卻變被動為主動。
在劍橋的學習中，我體會到自己的人生所得是如此豐盛，讓我有了一種應該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迫切感。參與深商會和其他社會組織、創辦運動商學院等等，都有這個背景。我開始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為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我是深圳的既得利益者，應該主動為深圳貢獻力量。
2013年，擔任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的輪值主席，也是這個考量。之前擔任輪值主席的任志強、郭廣昌等企業家，曾經代表的是北京、浙江等地的企業家，而我則希望能把深圳甚至珠三角的企業家的聲音，帶到這個全國性的企業家論壇的舞台上。
身為特區成長的企業家，我主動參與組成了深圳國際交流協會、深圳鵬樂交響樂團，也欣然接受垃圾分類形像大使的稱號。
在為深圳所做的事裡，能促成美國西雅圖與深圳結為友好城市，是個特別的經驗。我和西雅圖很有緣分，因為前兩次去都因為偶然原因而中斷，我短時間內連續訪問了三次。去的次數多了，就發現西雅圖和深圳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有山有海，都注重環保和公益，科技創新都非常活躍。我考慮到，深圳現在正處於轉型期，西雅圖既擁有微軟、波音、星巴克等許多國際領先企業，又有環保方面的西雅圖標準這樣的城市發展經驗，有很多值得深圳學習的地方。在努力之下，西雅圖與深圳結為了友好城市。市長互訪，企業家代表團多次互訪，聯合登山，等等，取得了許多成果。
這些事情，對於我個人出名並不會有什麼幫助，但這是應該做的。也是在一次一次的參與過程中，我慢慢領悟到，做公益不只是個人為社會貢獻力量這麼簡單，實際上，做公益也是為了成為更好的人。在處理人和社會的關係過程中，常常不得不追問：該怎樣對待別人？怎樣對待自己？理想社會是什麼樣的？ ……
書摘插畫
| 品牌 | 愛閱讀 |
| 品牌屬地 | 中國 |
| 淨含量 | 200g |
| 版次 | 我的改變:個人的現代化40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