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小说描写了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建设。小说主人公尤利·日瓦戈在他不到四十年的短短人生道路上经历了几乎所有这些复杂、动乱的阶段，他对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作出了反应。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小说波及了1903年夏到4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触及了道德、政治、哲学、美学、社会、宗教等一系列问题，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广阔的历史容量、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容量的长篇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 他才华横溢，命运曲折。朋辈的受难和自身的经历在他心中引起久远的悲哀和深沉的痛苦，使他对时代生活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以旁观、远察、静思的眼光去考察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1958年10月23日，作家由于“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被授予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此事在当时苏联国内引起强烈反感，《日瓦戈医生》遭到批判，作家被开除出作协，他只得拒绝接受奖金。

第一部
第一章 五点钟的快车
第二章 另一境地的少女
第三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第四章 大势所趋
第五章 告别旧时代
第六章 在莫斯科过的一个冬天
第七章 旅途中
第二部
第八章 到达
第九章 瓦雷金诺
第十章 大路上
第十一章 林中战士
第十二章 山梨树
第十三章 带雕像的房子对面
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金诺
第十五章 结局
第十六章 尾声
第十七章 日瓦戈的诗
附录一 帕斯捷尔纳克小传
附录二 逸事数则

他们走过温室、园丁的住房和不知是什么建筑物留下的石头地基。他们谈起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后起之秀。
“确实有些人是很有才华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但时下最风行的是搞各种各样的团体和会社。不管这些团体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反正都是随声附和，是庸才的藏身之所。人只能单独地探求真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那些歪曲真理的人的影响。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信仰的？这样的东西太少了。我以为，应当相信永生，相信这加长了的另一种生命形式。应当相信永生，应当相信耶稣！啊，你这家伙，又皱眉头了！你什么也不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鼻子里嗯了一声。这个细细的、淡黄头发的精灵鬼，养着一部怪样的下巴胡，因此很像一个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时不时地把胡子攥在手里，用嘴唇咬咬胡子尖儿。“我不想说什么。你自己明白，我对这些事的看法完全不同。不过，我想顺便问问。请你说说，你是怎样还俗的。我早就想问了。也许，你是有点儿怕，还是被革出了教门？嗯？” “干吗要改换话题？不过，说说也好。革出教门？不是的，现在不兴革出教门了。有过不愉快的事，有一些影响。比如说，很久不能干公务。
不准我去京城。不过这都不算什么。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我说过，应当相信耶稣。现在我来解释解释。你不明白：人可以不信神，可以不知道是否有上帝和上帝是干什么的，然而却应该知道，人不是自生自灭的，而是生活在历史中。就当今的观点来看，历史是基督创造的，福音书是历史的根据。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千百年来对于死亡的一系列的谜以及将来如何战胜死亡的探索的记录。因为探索，才发现了数学上的无穷大，发现了电磁波，创造出交响乐。要在这方面有所前进，就不能没有某种热情。要有所发现，就需要有精神装备。精神装备的来源就在福音书中。是什么样的精神呢？首先就是爱他人，这种爱是生命活力的最高形式，生命活力充满了人的心，就要冲出来找用场；再就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个人自由的思想和生命就是牺牲的思想。你要注意，到现在为止，这还是异常新颖的。远古时代的历史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只有互相残杀，强暴者你争我抢，不顾被奴役者的死活。那时候只有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铜碑和大理石圆柱。只有在基督降世以后，世世代代才有了自由。
只有在基督降世以后，生活才有了希望，人类才不是死于街头篱下，而是死于家中，为历史，为战胜死亡而紧张工作，为这一主旨而死。噢，瞧，我说上了劲儿啦！恐怕是对牛弹琴吧？” “伙计，这是玄学。医生不叫我谈这一套，因为我的胃吃不消。” “去你的吧。咱们不谈这些了。你真幸运！你这儿的景色美极啦！天天住在这儿，也就不觉得了。” 河面上亮得刺眼睛。河水在阳光下亮闪闪的，像屋顶上的铁皮那样，忽而凸起，忽而凹下。突然河面上起了皱褶。一艘沉甸甸的渡船从这岸向对岸驶去，上面满载着马匹、车辆、男男女女。
“你看，只有五点多钟，”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看见没有，那是从锡兹兰来的快车。每天五点多钟经过这里。” 远处平原上，一列很漂亮的黄蓝色火车从右向左行驶着，因为离得很远，火车显得非常小。忽然他们发现，那火车停了。火车头上冒出一团团白色的蒸汽。过了一会儿，传来令人不安的火车汽笛声。
“奇怪，”伊万·伊万诺维奇说。“有点儿不正常。火车不该在荒野上停下来。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回去喝茶吧。”
……

前言
反思历史 呼唤人性 薛君智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从这以后。在苏联和西方之间展开了一场冷战，形成所谓“帕斯捷尔纳克事件”。
早在1948年，帕斯捷尔纳克就动笔写作《日瓦戈医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进度很慢。1954年，《旗》杂志第四期刊出了尤利．日瓦戈的诗二十首，并登出作者附言，声明：小说《日瓦戈医生》可能在1954年夏天完成，它的故事包括1903年至1929年阶段，其尾声则写到卫国战争时期。附言说：日瓦戈医生是一个探索真理、善于思考的人，并且爱好创作和艺术，死于1929年，这十首诗被发现于他的遗物中，将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事实上，小说完成于1955年至1956年冬。帕斯捷尔纳克将书稿送给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西蒙诺夫、《旗》杂志主编科热夫尼柯夫和国家文学出版局。在此之前，1956年3月间，来到莫斯科电台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记者安杰利奥早已注意到这部小说，通过他的周旋，帕斯捷尔纳克于同年6 月间和意大利共产党员出版商菲尔特里涅利签订了合同，允许后者以各种文字出版小说（但应该在苏联本国出版之后，并不允许改拍、改编，不允许出版作家的其他作品）。在当时苏联政治形势似乎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作家原以为小说是可以先在国内出版的。1956年9月，《新世界》编委们给帕斯捷尔纳克复信指出，由于小说对于俄国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和人民一起投身革命的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因此该杂志不可能刊出小说。这时，苏联当局得知意大利出版商手中已另有小说的原稿，党q-央文化部便指示国家文学出版局建议帕斯捷尔纳克修改小说。作家同意进行商榷，但1958年初作家重病多月，事情拖延了下来。在此期间，苏联作家协会利用苏、意诗人晤谈的机会，并通过苏联驻意大利使馆及意共领导人的协助，多方劝说菲尔特里涅利延期出版此书。同时，还说服帕斯捷尔纳克给菲尔特里涅利写信，以小说需作修改为理由索回原稿。但据说，出版商同时也收到了作家让意大利记者转给他的条子，请后者自己作出决定。于是，在几次延期之后，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译本在米兰首次问世。
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内，法国、联邦德国、英国、美国、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陆续用十五种文字出版了这部小说。菲尔特里涅利并同意荷兰出版了俄文版。苏联国内报刊从1956年起重新发表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但为避免国内群众知道小说的存在，这些文章只提到作家早期诗歌创作中的缺点。
早在1947年，英国几位作家就曾建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在现代诗歌创作和翻译西欧古典名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但瑞典文学院讨论达五次之多都未作出决定。1953年曾以帕斯捷尔纳克是“生活在俄国的俄国作家”为理由否定授奖的可能性。然而，当《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境外出版后，瑞典文学院立即重新考虑授奖，并通过外交途径听取美苏两方面意见，但最后还是否定了苏联认为授予肖洛霍夫更合适的表示。帕斯捷尔纳克最初得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后，立即欣然复电表示接受和致谢，他写道：“我非常感谢，我感到激动、光荣、惶恐和羞愧。”当时苏联驻瑞典使馆发言人声明，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须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作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拥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地作了许多不符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此外，西方还大肆宣扬这部 “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只有少数西方评论家和斯拉夫学者对小说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该报同时刊出1956年9月《新世界》编委们给作家的那封退稿信。10月26日《真理报》刊文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29日独自发出另一电报给瑞典文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依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一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 “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依将作家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
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开始检讨。11月2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 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11月5日《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好给这种解释以口实，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苏联境外，出现了《日瓦戈医生》的二十五种以上的外文译文，除俄文版外，有波斯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日文、朝鲜文、印地文等，还有在香港和台湾印行的汉语译本。在西方，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被称作“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但是，在苏联，近三十年间，这部小说却只是悄悄流传于民间，也有人为它曾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而感到自豪，然而小说始终没有公开出版，舆论界的态度一直是或噤若寒蝉，或全盘否定．加在小说头上的“反革命、反人民、反艺术”的帽子长期没有摘除。可喜的是，1986年6月，在第八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应该及旱出版这部作品。
在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无论是西方的宣扬，或者是苏联的贬斥。都未能使广大读者很好地理解和正确地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名作。感谢我国翻译家力冈、冀刚同志的辛勤劳作，今天，《日瓦戈医生》终于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部闻名世界的作品呢？我想，首先应该摒弃过去围绕小说所进行的非文学色彩的冷战的影响，而对小说本身及其创作背景进行认真严肃、实事求是的分析。
小说描写了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建设。小说主人公尤利·日瓦戈在他不到四十年的短短人生道路上经历了几乎所有这些复杂、动乱的阶段，他对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作出了反应。
日瓦戈自幼丧母，和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一起。舅舅是个哲学家，向往自由和新事物，对日瓦戈的影响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格罗麦科教授家长大、后成为医生的日瓦戈，在沙皇军队供职。他亲眼目睹沙皇的虚弱无能以及旧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他聪颖的心灵预感到革命力量已日益成熟，他期待革命的爆发将使一切事物改观、每个人得到新生。他向护士拉莉萨（后来的情侣）倾吐自己对新生活的向往，他盼望自己能成为这总觉醒的一分子。二月革命的消息将日瓦戈带回莫斯科。在返回故里的路途上，他思潮起伏回荡，形成两股纠缠不清的主流。一股是以妻儿家庭、安宁平静的旧时生活为中心，其中包含对革命的渴望，这是中产阶级所能接受的革命；另一股思潮则是他不熟悉的新东西，包含着战争带来的恐怖、残暴，以及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动摇俄罗斯根基的革命。
在十月革命来临的前夕，困居于莫斯科的日瓦戈一方面冷静地观察到昔日富人生活的不健康，为自己简朴化了的生活感到欣喜和宽慰；另一方面也为革命年代中人们饥馑、困苦的生活所烦扰，对新生活还存在疑虑。
一个大风雪的夜晚，日瓦戈在一处十字路口从一张只印了半面的号外上读到了十月革命的喜讯，“风雪吹打着日瓦戈的眼睛，灰白色的、沙沙响的雪粒子渐渐盖住报上的文字。然而，并不是风雪使他读不下去。此时此刻的伟大和重要，使他十分激动，他一时回不过神来”。日瓦戈并不理解十月革命的真正意义，但出于除旧革新的愿望，他欢呼革命的来临，赞叹说：“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切除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是历史的奇迹……”日瓦戈并且以继续留在医院坚守职位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对革命的拥护。
然而，面临革命后内战时期的严酷现实，日瓦戈逐渐改变了他对新政权的看法。俄罗斯大地在内战中遭受的破坏，使他产生了恐惧和失望。他厌恶红军和白匪之间的残酷斗争，他反对一切具体的暴力行为。
新经济政策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日瓦戈重逢昔日的挚友，后者向他叙述了投身革命后所经受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日瓦戈听后非常反感，他认为他们不善于自由思考，不善于随自己的心意驾驭自己的谈话。他还认为，他们对革命的虔诚只是一种做作和言不由衷。他告诉他们说，在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和他一样．被迫经常而有系统地过着双重生活，这种生活损害人的健康和神经系统。他自己显然是由于这种双重生活的压力，后来过早地猝然死去。
对于日瓦戈从内心欢迎革命到精神上背离革命的这个转变的原因，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作了解释。作家指出，在日瓦戈转变态度的缘由中没有政治成分，没有经济动机，也没有宗教目的。无论在接近或疏远革命的年代里，日瓦戈虽然不断地公开说出自己的各种见解，参与不少议论，甚至被卷进一些政治场合，直到武装斗争，但是，他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治行为，没有主动参加任何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没有去和那些有政治企图的人交往。他发表的著作也都是历史、哲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正像他对党员干部萨姆杰维亚托夫所说的，政治回答不了任何问题，他对政治没有兴趣。日瓦戈和妻子托尼娅都出身豪门，但日瓦戈对父亲的大笔遗产完全无动于衷。当他被迫去乌拉尔投奔岳母娘家克柳格尔家的总管时，他和岳父的共同心情是：“不是恢复他的家业。”因为“俄国私有制的历史已经结束了”，总之，他对革命没有任何经济要求。至于日瓦戈的宗教信仰，则来自舅舅的影响。而舅舅本人早就是自愿还俗的教士，他所信奉的完全不是世俗的教义，根本没有官方东正教的成分，而是接近俄国宗教空想家尼·尼·费道罗夫倡导的“共同事业”的宗教观，那是一种向往个人自由、具有革命性的宗教哲学。和全书内容有机地联系着的小说最后一章的二十五首诗中，有多首以《新约》为背景，但也都非宗教诗，并不宣传教义信条，而只是借助福音书中的历史、道德观念来阐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意义和解释小说的主题思想。例如《抹大拉·马利亚》中呈现的是拉莉萨的影子，而《客西马尼园》一诗的结束语显然道出了主人公（亦可以说是作家本人）的心声：所有的时代将接受他的审判。
那么，日瓦戈对革命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根由究竟是什么呢？他和革命之间究竞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呢？这根由、这矛盾存在于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中间。日瓦戈最早的人生理想来自舅舅关于基督的福音是历史的基础的信念。它的最主要的内容是：维护人格自由、保持个性纯洁、捍卫人的尊严，以及把生命看成一种牺牲过程的人道主义观念。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程应该建立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应该维护这些观念。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观念成为日瓦戈一生中为人的信条和观察世界的准则。
日瓦戈是一个天资很高、博学多才的人。他具有丰富的文史哲学知识，爱艺术，善作诗，又对自然科学有很大兴趣。他相信一个人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因此选择了必须具备巨大牺牲精神的医生这门职业。在向往革命的年代里，他立志要在新时代中忠买地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在贫困艰苦的日子里，他充满对别人的怜悯同情之心，他认为只有过着和周围的人相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大家共享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仍坚信人是为生活而生的。他将维护人的自由、纯洁、尊严的信念放进了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温饱观念中，他在自己的日记里以风趣的口吻引用普希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的诗句来形容自己的人生观：“我现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愿望是安静，／再加一锅菜汤．锅大就行。”他称赞普希金和契诃夫纯朴的俄罗斯品质，不空唱人类最后目的或人类的解放那类高调。他认为那些高调近乎伪装。普希金与契诃夫安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日后变得越来越有意义。在日瓦戈心目中，这样的生活模式成为他的人生理想。
然而，革命以后的现实非但没有为日瓦戈提供发挥他的天资、才能的机会，反而摧毁了他的朴实的人生理想。在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里，日瓦戈变成了一个庸夫俗子型的“小人物”，一个新时代里的“多余人”。不仅在事业上他几乎是无所作为、一事未成，而且在个人私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失败者。他既不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而且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情侣。他但求温饱的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也几乎难以得到保障。日瓦戈的童稚的心灵，他的超世脱俗的人道主义胸怀，使他始终坚持 “只能以善为善”的处世信念。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追求的依然是要在社会大变革中独善其身，维护和保卫人的个性自由、纯洁和尊严。
他始终用这种理想主义观点看待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日瓦戈和革命时代所产生的矛盾中，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很明显是站在他的主人公一边的。对于日瓦戈看待革命的态度，对于日瓦戈以基督福音为历史基础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作家是完全同情和肯定的。在帕斯捷尔纳克眼里，日瓦戈所维护的人性自由、纯洁和尊严及人道主义的信念是神圣的、高贵的。这正是作家通过日瓦戈医生这一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因而也是这部小说的主旋律。
为了突出日瓦戈形象的意义，强调通过日瓦戈形象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作家在小说中还塑造了两个重要人物形象来烘托他的心爱的主人公，这便是拉莉萨·安季波娃和她的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即斯特列尔尼科夫）。
前者和日瓦戈形象相辅相成，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日瓦戈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
拉莉萨和日瓦戈从外在的因素看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个人私生活，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拉莉萨和日瓦戈有着许多相同的内在品质。他们的性格、视野、精神、气质都很相近。拉莉萨也具有坚韧的精神力量、内在的心灵美，同样追求个性的自我完善。她以一般少女罕有的毅力，摆脱了使她沉沦的陷阱，依靠自己诚实的劳动，克服了身心的创伤，争取到独立自由的新生活。她强烈地渴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因而不愿轻易接受恩人的赐予，同时敢于毫无畏惧地去惩罚她的仇人。拉莉萨也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帮助巴沙，她以自己辛勤挣得的工资为后者抚养双亲，支付膳宿费用，使巴沙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
当时代的巨浪把拉莉萨和日瓦戈冲击到一起，使他们的命运结合成一体时，他们品格中的真、善、美，他们两人相同的对于个性解放的追求，就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这一点，在作家对于他们在瓦雷金诺的那段优美的、诗意的、浪漫的、疯狂的热恋的描写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拉莉萨的命运和日瓦戈一样，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人生观、宇宙观愈益接近，他们就日益不能为严酷的现实所容。纵然他们逃遁到瓦雷金诺的荒郊僻野，沉醉于隔离尘世的痴梦中，他们追求人性自由和解放的幻想，终究不免被“凄厉的狼嚎”一般严酷的现实所击碎。拉莉萨伏在日瓦戈遗体上所倾吐的那番充满泪水的哀婉的悼词，透彻地揭示了他们和现实的差距。她告诉他说：“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美、质朴的美，这些我们是熟悉的。可是天地间那些琐细的争执，像重新瓜分世界之类，对不起，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拉莉萨说出了真谛。的确，他们两人的人生理想离现实世界太远了。所以，现实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帕斯捷尔纳克将拉莉萨的形象和日瓦戈的形象并列，并同样给予赞美和褒扬，其目的就在于再次强调小说的主题思想：肯定追求个性完美的正义性。
如果说，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日瓦戈实际上只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一个可悲的“多余人”，一个消极因素，那么，巴沙·安季波夫正好与他相反。安季波夫一度成为革命中风云一时的人物，一个狂热的积极分子。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日瓦戈形象的一个对立面。根据作家的剖析，安季波夫的精神、气质均在日瓦戈之下，他并没有很高的禀赋，只不过是个庸才。作家在概括这个形象时描述道：“他有两个特点、两种愿望。
他思维异常清晰，异常精确。他富有正义感，精神极其高洁，感情炽热而深厚。他想做一个有所开拓的学者，然而他却光有才力，而无足够的魄力，不能用意外的发现去推翻严谨而无益的空泛的预见。”作家指出，从儿童时代起，他心中就充满高傲的志向，以为世界是个广大的竞技场，各人应当在严守规则的前提下追求完美。而当他发现世道并非如此时，他不去反省自己对世界秩序的概念过于浅薄，反而增长了怨恨．和野心，妄图做生活和扭曲生活的黑暗力量的裁判者。他失望之余，痛苦至极，寻找革命来武装自己。他投奔红军本是怀着野心和复仇的目的。
安季波夫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时代的一个重要人物，不是由于他的天赋和才干，而是由于他克制了自己的天性和人性。他本可免服兵役，但为了避免和妻子间的不自然的关系，他胆怯而又狠心地抛弃妻女，匆匆考入军校。在他成为显赫一时的红军指挥员后，他何尝不怀念自己心爱的妻女，但他的狂妄的优越感和卑微的虚荣心阻止他去看望近在咫尺的亲人。作家通过拉莉萨之口说：“他的面部增添了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因而失去了光彩。一张活泼的脸变成了某种思想的化身、原则、模型……我知道这是他所献身的力量造成的。这力量虽然崇高，但却毫无生气而且残酷无情，早晚不会放过他。我觉得他身上已经打上了注定灭亡的标记。”又说： “这都是木头，不是人，只认得什么原则、纪律。”然而，作家笔下的安季波夫又是一个人性尚未彻底泯灭的人物。于是，现实终究没有放过这个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人性火花的人。安季波夫在自己的生命最后结束之前，终于禁不住潜往瓦雷金诺，期望与妻女见上最后一面。获悉拉莉萨和女儿已经永远离去之后，安季波夫仍决心自绝于这容不下个性自由和尊严的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对安季波夫这个形象的态度，像这个形象本身一样，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对于作为日瓦戈的对立面的安季波夫，作家显然是持批判谴责态度的。但当安季波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真诚地向日瓦戈披露出他内心深处尚未熄灭的善良本质时，作家无疑给予了同情和怜悯。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用了近十年时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作家一生创作的总结，是作家数十年间对人生、对历史苦心思索的结晶。
帕斯捷尔纳克早期的散文作品中（诗歌当然也不例外，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列举了），已出现过和《日瓦戈医生》在思想主题、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气氛渲染等各方面十分近似的或甚至相同的片段。例如，《寄自土拉的信》（1918）刻画了一个心灵衰老者的孤独情绪、对失去羞耻的羞耻感、对能温暖心灵的纯洁的渴求，在这一切中已折射出日瓦戈的精神、思想和气质。《柳威尔斯的童年》（1922）中的冉妮娅形象，和《在后方的一个县城》（1938）中冉妮娅成长为伊斯托敏娜的过程，显然都是拉莉萨·安季波娃的雏形。《中篇故事》（1929）中对西伯利亚暴风雪和小村庄的描绘，令人联想到尤梁津和瓦雷金诺。《故事篇章》（1938）中则已出现对格罗麦科家族的介绍，等等。
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作品中孕育着、最后鲜明地出现在《日瓦戈医生》中要求捍卫人的尊严的思想，是和他的个人经历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他个人的命运相当曲折。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坛上，他就享有和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不相上下的声誉。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他被布哈林称为“当代诗歌的巨匠”。而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却始终受到贬多于褒、毁过于誉的评论。这情形促使他埋头翻译，匿声诗坛达十年之久。他虽有幸未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的肃反运动中罹难，但在1946 年整顿文艺界的运动中几乎成为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之后的第三名批判对象。他自身的经历已足以使他产生对时代生活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以旁观、远察、静思的眼光去考察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此外，数十年间，帕斯捷尔纳克在文学界的许多挚友遭到不幸：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过早地悲剧性地死去，亚什维里和曼德尔什坦姆相继消失，茨维塔耶娃被迫自尽于边远的小城镇，1948年后成为帕斯捷尔纳克文学事业的助手、也是他生平最后十多年中形影不离的情侣伊文斯卡雅被逮捕监禁……所有这些悲惨事件都在作家心中引起久远的悲哀和深沉的痛苦。他甚至因为自己是朋辈中的幸存者而深感内疚。他曾尽力照顾这些人的亲属，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援助，并逐渐形成了要为这些始终弥留在他心目中的诗友倾诉哀怨的念头。
帕斯捷尔纳克生活得很孤僻，他一生确实很少关心时事政治。据他的朋友、戏剧家阿菲诺干诺夫的回忆，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停止读报。作家自己向国外来访者披露，他从50年代起几乎不再听广播。然而，作家毕竞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离的社会中。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政治气候的改变终于促使作家下决心对自己早期的创作加紧进行总结，对几十年来的生活经验和积淀在内心的感受进行反思。正是在这种总结与反思中，《日瓦戈医生》诞生了。
《日瓦戈医生》不是一部政治小说。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执著的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绝无反对祖国和人民的用心。现在苏联为《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及其作者恢复了名誉，是完全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