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直郵】 中國圖書 圖書 優選系列

 

余秋雨全新版嘅《文化苦旅全書》共分六冊。首批推出有關中國嘅兩本《文化苦旅全書：尋覓中華》同《摩挲大地》。

《文化苦旅全書：尋覓中華》一書，系統咁表述咗余秋雨先生從災難時期開始一步步尋覓出嚟嘅中華文化史。除咗一篇文章之外，其他所有嘅文章都係一次發表。全書230千字。

從此，余秋雨嘅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呢套書嘅文字同標題為準，之前嘅所有版本唔再印刷，以免誤導讀者。

《文化苦旅全书：尋覓中華》系統地表述了作者從災難時期開始一步步尋覓出來的中華文化史。任何一部真正的歷史，起點總是一堆又一堆的資料，終點則是一代又一代的感悟。這是一個人心中的中華文化史，作者鍛鑄了它，它也鍛鑄作者。書裡邊的文章，除了一篇之外，都沒有在以前出版的書裡出現過。 一路上寫的書已經不少。由於讀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盜版狂潮。 其中還有不少，是盜版者為作者編的各種“文集”。 因此作者覺得不應該再麻煩這些盜版者了，決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況，重訪文化遺跡時所產生的新感覺需要補充，很多當時漏編、漏寫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已經不滿意的文章需要刪削。 為此，作者花費不少時間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書的合約到期，然後不再續簽，讓全國各地正版書市場上作者的專櫃“空架”了很久。在這個過程中，作者對以前的文章進行大幅度的改寫，又增補了不少關及中華文化基本經絡的文章。 這樣就構成了一套面貌嶄新的“文化苦旅全書”。其中包括三個部分：一部分有關中國的路程，第二部分有關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有關自己的路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於浙江省餘姚縣橋頭鎮(今屬慈溪)。中國著名藝術理論家、散文家，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曾獲“突出貢獻專家”的稱號，並擔任多所大學的教授。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聞名的中國美學家，有評論家譽之為左手寫散文，不落其淺薄，右手撰述藝術理論，也不失其艱澀難明。多次擔任央視青年歌手大獎賽評委，影響巨大。

余秋雨“文化散文”升級上市 著名學者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全書》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升級版”。自此，余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此套書的文字和標題為準，之前所有的版本不再印行。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書》共分六冊，其中兩冊是關於中國的，兩冊是關於世界的，兩冊是關於自己的。余秋雨的散文著作長期位於全球華文排行榜前列，同時被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文化的讀者廣泛接受，此次的《文化苦旅全書》經過他的大幅度修改，幾十篇文章都是一次發表。首批推出的是關於中國的兩本———《尋覓中華》、《摩挲大地》。

總序

猜測黃帝

天災神話

問卜殷墟

古道西風

黑色的光亮

稷下

詩人是什麼

歷史的母本

叢林邊的那一家

千古絕響

重山間的田園

從何處走向大唐

西天梵音

長安的閃電

唐詩幾男子

蘊藏於混亂背後的

陌生人

總是如此沮喪

到寒舍坐一會兒

猜測黃帝 一 那天夜裡，風雨實在太大，大到驚心動魄。 是颱風嗎？好像時間還早了一點。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麼大的風雨，又是在夜間，心理感覺比什麼級別的颱風都要恐怖。 我知道這山上沒有人住。白天偶爾有一些山民上來，但說是山民，卻都住在山腳下。因此，在這狂風暴雨的渦旋中，我徹底孤單。蔓延無際的林木這時候全都變成了黑海怒濤，它們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間所有暴力的體現者和響應者，都在盡著性子奔湧咆哮，翻卷肆虐。 沒有燈火的哆嗦，沒有野禽的呻吟，沒有緩釋的跡象，沒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沒有了，甚至懷疑，朗朗麗日下的風輕雲淡，也許只是一個奢侈的夢影？ 這個時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萬年前的先民。他們在草澤荒灘上艱難邁步的時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狂風暴雨的深夜。因為，這是生存的懸崖，也是毀滅的斷壁，不能不全神貫注，怵目驚心。對於平日的尋常氣象、山水風景，他們也有可能淡淡地嘹上兩眼，卻還分不出太多的心情。 此刻我又順著這個思路想開去了。一下子跳過了夏商周春秋戰國秦兩漢，來到了史前。狂風暴雨刪去了歷史，讓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與人對峙的洪荒時代。很多畫面交疊閃現，我似乎在畫面裡，又似乎不在。有幾個人有點臉熟，仔細一看又不是…… ——這時，我已經漸漸睡著了。 等我醒來時聽到了鳥聲，我知道，風雨已經過去，窗外山光明媚。 我躺在床上盤算著，昨天已經沒吃的了，今天必須下山，買一點乾糧。 我經過多次試用，選中了山下小店賣的一種“壓縮餅乾”作為慣常乾糧。這種東西一片片很厚，吃的時候要同時喝很多水，非常耐飢，也非常便宜。其實這是一種戰備物資，貯存時間長了，本應銷毀，但這時“文革”尚在進行，民生凋敝，衣食匱乏，也就拿出來供應民間。民間對這種東西並無好感，因為口味乾枯，難於下嚥。然而，這對我這個幾天才下一次山的困頓書生而言，卻是一種不必烹煮又不馊不爛的果腹之食。 既然不馊不爛，為什麼不多買一點存著，何苦定期下山一次次購買呢？只要真正熬過苦日子的朋友就能理解其間的原因。口袋裡極少的一點錢，隨時要準備應付生病之類的突發事件，怎麼能一下子用完？因此，小錢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而這種安全感的代價就是飢餓感。兩感抗衡，終於頂不住了，就下山。 每當我又一次出現在小店門前，瘦瘦的年老店主人連問也不問就會立即轉身去取貨。 他對我的表隋十分冷淡，似乎一直在懷疑我是不是一個逃犯。按照當時的說法，叫做“逃避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敵人”。但他顯然沒有舉報，按照他的年齡，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沒有“歷史問題”。何況這是蔣介石的家鄉，遠遠近近的親族關係一排列，很少有哪家與那批已經去了台灣的國民黨人員完全無關。既然每一家都有問題，彼此間的是非口舌、警惕防範，自然也就會少一點。 這，大概也是我的老師盛鐘健先生想方設法讓我潛藏到奉化半山的原因之一吧。 我說過，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蔣介石的一個隱秘藏書樓。原來叫“中正圖書館”，一九四九年之後當然廢棄了，卻沒有毀壞，摘下了牌子，關閉了門窗，由一位年邁的大爺看守著。大爺在與我進行過一次有關古籍版本的談話後，如遇知音，允許我可以任意閱讀藏書樓裡所有的書。我認真瀏覽了一遍，已經把閱讀重點放在《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和《東方雜誌》上。 由於一夜的風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葉斷枝。空氣特別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後放好買來的乾糧，又提著一個小小的鐵皮桶到溪邊打了一桶山泉水回來，便靜靜地坐著，等待大爺上山，打開藏書樓的大門。 二 後來回憶三十年前這一段潛跡半山的歲月，心裡覺得非常奇怪。我上山，正好蔣介石剛剛在台灣去世；我下山，是因為聽到了毛澤東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中國二十世紀兩位強硬對手的生命較量終於走到了最後，一個時代即將結束。而恰恰在這個時刻，一種神秘的力量把我帶進了其中一位的家鄉藏書樓，長久關閉的老門為我悄然打開，裡邊是一屋子的中國古代文化經典！ 平心而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經典，毛澤東比蔣介石熟悉得多。在報紙上看到照片，他接見外賓的書房裡堆滿了中國古籍，而且似乎只是中國古籍。他已經感受到生命終點的臨近，正急忙從兩千多年前的諸子百家中選取兩家，一褒一貶，作為精神文化遺囑。他的褒貶，我不同意，但是作為一個看上去什麼也不在乎的現代革命者，到最後還那麼在乎兩千多年前的精神價值系統，卻讓我吃驚。 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比較簡單，他只把儒家傳統當作需要守護的文化，又特別欽慕王陽明。看管藏書樓的老大爺告訴我，蔣介石曾囑咐他的兒子蔣經國要經常到這裡來讀書。蔣經國忙，匆匆來過兩次，沒時間鑽研。 軍事政治的恩怨是非姑且不予評論，但世界上確實找不到另外一個民族，一代代統治者都那麼在乎歷史淵源，那麼在乎血緣根脈，那麼在乎華夏文明。 與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國總是互相遠征、互毀文明的情形不同，歷代中國人內戰再激烈，也只是為了爭奪對華夏文明的正統繼承權，因此無論勝敗都不會自毀文明。即便是周邊地區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遲早會成為華夏文明中的一員。 這麼一想，我潛跡半山的生活立即變得純淨。當時山下的形勢還十分險惡，我全家的災難仍然沒有解除。但我的心態變了，好像層層疊疊的山坡山樹山嵐一齊拽著我蹬開了山下的渾濁喧囂，使我飄然升騰。一些看似空泛不實的大課題浮現在眼前，而且越來越讓我感受到它們的重要性。 例如：什麼是華夏文明？什麼是炎黃子孫？ 答案在五千年之前。 但奇怪的是，在此後的五千年間，這些問題仍然被一代代地反覆提出，而且似乎很難找到答案。 一切軍事政治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只不過軍事政治行動總是極其繁忙又驚心動魄，構成了一個很難離得開的過程。很多人在過程中迷失了，直到最後仍拔身不出，還深深地拖累了大地。只留下一些依稀的人文餘痕，卻也早已支離破碎。你看眼前，一個老軍人的遺產居然是一屋古籍，他的對手也是同樣。這樣的場景這樣的時刻讓我強烈感受了，我只有震驚沒有感嘆，胸中卻纖塵全無，火氣頓消。因此，面對這些諸如“華夏文明”、“炎黃子孫”這樣的大課題，也只剩下了學術理性，而不再羼雜世俗激情。 我當時想，什麼時候世道靖和，我會下山，去瞻仰一些歷史遺址。因為正是那些地方，決定了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此刻在山上，只能邊讀古籍邊遙想，讓心靈開始跌跌絆絆地旅行。 有時也會分神，例如下山時看到街邊閱報欄上張貼的報紙，發現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麼運動高潮，又印出了蠻橫的標語口號和批判文章。我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想念還在被關押的父親和已經含冤而死的叔叔。回到山上後好幾天，仍然回不過神來。這時就會有一場狂風暴雨在夜間襲來，把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讓我再回到古代。 我在早晨會輕輕地自語：黃帝，對，還是從五千年的黃帝開始，哪怕是猜測。 三 猜測黃帝，就是猜測我們遙遠的自己。 其實，很早就有人在猜測了。 從藏書樓書架上取下寫於兩千一百多年前的《淮南子》，其中有一段說——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后能入說。 可見早在《淮南子》之前，人們不管說什麼事都喜歡扯上炎帝、黃帝了，好像不這麼扯就沒有辦法使那些事重要起來。這麼扯來扯去，炎帝和黃帝的故事就編得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當然也越來越不可信。結果，到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時代，便出現了“愈古則材料愈多”的怪現象。 大家先是為了需要而猜測，很快把猜測當作了傳說，漸漸又把傳說當作了史實，越積越多。其中很多內容，聽起來奇奇怪怪、荒誕不經，因此司馬遷說：“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這種情形直到今天我們還很容易體會。看看身邊，越是模糊的事情總是“故事”越多，越是過去的事情總是“細節”越全，越是虛假的事情總是“證據”越硬，情形可能有點類似。 司馬遷根據自己的鑑別標準對這些內容進行了比較嚴格的篩選，顯示了一個歷史學家的職守。但是，他的《史記》還是從黃帝開始的。他確認，不管怎麼說，黃帝是中國歷史的起點。 這事過了整整兩千年之後，被懷疑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一批近代歷史學家，根據歐洲的實證主義史學觀，認為中國歷史應該從傳說中徹底解脫出來。他們把可信的歷史上限，劃到東周，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他們認為在這之前的歷史是後人偽造的，甚至斷言司馬遷也參加了偽造。因此，他們得出結論：“東周以上無史”。按照這種主張，中國歷史的起點是公元前九世紀，離現在不到三千年。而黃帝的時代，雖然還無法作準確的年代推定，但估摸著也總有四五千年了吧。這一來，中國的歷史被這股疑古思潮縮短了一小半。 疑古思潮體現了近代科學思維，顯然具有不小的進步意義。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國民間歷來喜歡把故事當作歷史的淺薄頑癖。但是，這畢竟是近代科學思維的初級形態，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無法處置那些屬於“集體無意識”的文化人類學課題，無法解讀神話傳說中所沉澱的群體密碼，無法闡釋混沌時代所蘊藏的神秘真實。這個問題，我在以後還會專門說一說。 其實十九世紀的西方考古學已經開始證明，很多遠古傳說極有可能掩埋著讓 e 們大吃一驚的史實。例如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HeinrichSchliemann）從一八七○年開始對於特洛伊遺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對於邁錫尼遺址的挖掘，以及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斯（ArthurEvans）一九○○年對於米諾索斯王宮遺址的挖掘，都證明了荷馬史詩和其他遠古傳說並非虛構。 就在伊文斯在希臘克里特島上發掘米諾索斯王宮的同時，中國發現了甲骨文，有力地證明商代存在的真實性。那就把疑古的學者們所定的中國歷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紀，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紀。有些疑古學者步步為營，說“那麼，公元前十四世紀之前是偽造的”。其實，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還可以從商代推到夏代。 半山藏書樓的古代典籍和現代書刊被我反覆地翻來翻去，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秘密。 那就是，在疑古思潮產生的更早一點時間，學術文化界還出現過“華夏文明外來說”。先是一些西方學者根據他們對人類文明淵源的強烈好奇，依據某些相似的細節，大膽地拉線搭橋，判斷華夏文明來自於埃及、印度、土耳其、東南亞、巴比倫。其中影響較大的，是巴比倫，即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所在地。 那地方，確實是人類文明最早的發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從那裡找到了淵源，有的學者已經斷言那是“人類文明唯一的起點”。那麼，華夏文明為什麼不是呢？ 連中國一些很著名的學者，也被這種思潮裹卷，而且又從中國古籍中提供一些“證據”。例如蔣觀雲、劉師培、黃節、丁謙等等都是。當時的一份《國粹學報》，就發表過好幾篇這樣的文章。讓我驚訝的是，大學問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種姓篇》中贊成了外來說。 設想都非常開放，理由都有點勉強，往往是從一些古代中外名詞在讀音上的某些相近，來作出大膽的推斷。例如章太炎認為中國的“葛天”，很可能是“加爾特亞”的轉音；黃節認為中國的“盤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轉音；劉師培認為中國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轉音。在這件事情上做得比較過分的是丁謙，他斷言華夏文明早期創造的一切，巴比倫文明都已經有了，包括天文、歷法、數學、井田制、服飾、器用都來自那裡。連文字也是，因為據說八卦圖像與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有點相似。有的學者甚至憑著想像把巴比倫文明傳人華夏大地的路線圖都畫出來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間還發生爭論，就像兩個睡在同一個屋子裡的人用夢話爭吵了起來。例如丁謙認為，把巴比倫文明傳人中國的帶頭人是盤古，而章鴻釗則認為是黃帝。理由之一是，莊子說過黃帝登崑崙之上，而崑崙山正好是巴比倫文明傳人中國的必經中介。 不應該責怪這些學者“數典忘祖”。他們突然受到世界宏觀思維的激勵，試圖突破千年傳統觀念探索華夏文明的異域源頭，這並不影響他們對華夏文明的熱愛。他們中有的人，還是傑出的愛國人士。但是毫無疑問，他們的論述暴露了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嚴重缺乏實證材料，卻又好作斷語。即便有一點“實證”，也是從文本到文本的跳躍式比照，頗多牽強附會。若要排除這種牽強附會，必須有一種“證偽”機制，即按照幾個基本程序證明偽之為偽，然後方知真之為真。這些斷言華夏文明來自巴比倫的學者，在自己的思維中從來就缺少這種逆向的證偽習慣，因此聽到風就是雨了，而且是傾盆大雨。 但是，考古學家們發現了越來越多的實物證據，不斷地證明著這片土地上文明發生的獨立根脈。我還朦朧記得，好像是地質學家翁文灝吧，發表文章闡述遠古大洪水所沉積的黃土與大量舊石器時代文物的關係，證明黃河流域也有過舊石器時代，與西方的舊石器時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書樓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標題，現在記不起來了。 有過了疑古、外來這兩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們就可以重新檢視史料記載，對黃帝時代作出比較平穩的猜測了。